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浅析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纳入我国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被害人在自己的权利遭受损害时,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但当被告人的侵权行为涉嫌犯罪时,被害人因该侵权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却得不到我国刑事法律救济.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不同规定,给司法实践造成矛盾与困惑.这种格局使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得不到公平的待遇,损害了司法公正,也有违立法的初衷.     

法学专家点评“2011年度典型案例”

河南"天价过路费案"重审2011年12月15日,引发全国关注的"天价过路费案"在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重审,法院依法对"时军锋、时建锋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四名被告人分别被以诈骗罪、伪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罚。     

对非法取得被告人供述的排除规则的法律思考

非法行为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证据能力如何确定,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及理论研究的空白。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在于通过何种程序确定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证据能力。在判断非法供述的证据能力过程中,应当赋予司法裁判者自由裁量权,结合案情具体判断,在“有效打击犯罪”与“保障被告人人权”两种价值之间进行平衡。     

“钱是催命的鬼”

日前,榆林中学原校长常胜富受贿一案,由榆林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依法提起公诉后,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在其被羁押地神木县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在庭审中被告人常胜富当庭宣读了万言的忏悔书。     

“被告人”≠“被告”

法案报道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被告人”、“被告”这两个法律术语，如果不知两的区别，往往会错用。笔发现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的媒体采编人员不在少数。     

一涉“毒”成千古恨

案情回放2011年2月的一天上午,法院少年审判庭正在审理一件涉嫌贩卖毒品犯罪的案件。站在法庭被告人席上的是一名中年妇女和两名16岁的少年。随着庭审的展开和检察官的指控,三名被告人的贩毒事实逐一被揭露出     

为证罪主体中证人范围的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伪证罪证人范围的界定一直都是一个难点。对于证人的范围，不应该包含单位、被害人、具有共同犯罪实体关系的同案被告人，而应该包括有辨别能力的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的人和年幼的人，以及警察。     

对证据展示制度的理性呼唤

国外证据展示制度的成功运作，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该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我国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是贯彻辩护制度，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的需要，是实现控辩平等，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是节省司法资源，提高拆讼效率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从证据展示的原则，范围，程序三个方面来构建该制度，使之与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相配套。     

吴英案落定

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刑事证明主体初探

刑事证明主体问题的明晰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传统的刑事证明主体理论一直处于泛化的状态,导致刑事证明责任主体的认定范围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对刑事证明主体的范围进行重新的界定,以最终确认我国刑事证明主体的实际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