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柴册制度考

学界及辞书普遍释辽代柴册礼是辽代皇帝即位之仪。本文辨析了辽代的柴册礼仪的史实,指出该礼仪并非都是辽帝登基即行之仪,也是契丹王公贵族加封求吉之仪。     

文史遗产与古为今用的创新--从爱晚亭、阅江楼到公主馆

在学、史学的丰富遗产中，有一些作品可派生出一些名胜景点，爱晚亭、阅江楼即是典型二例，在伊犁发掘汉代的史典籍，关于细君、解忧两位公主的史料，使人们盼望着出现一处汉家公主纪念馆，成为两千多年来各民族和睦团结的象征。     

布朗族的发展与社会保障

布朗族是云南省7个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少数民族之一。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布朗族地区及其布朗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省政府无论是在最低生活和社会养老保险方面、还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五保供养方面,都对布朗族人民实现了最大的保障。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布朗族人民的社会保障还处于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政府应该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布朗族人民为本和为布朗族人民执政的思想,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让布朗族人民同享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成果,并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红军长征经过中甸所实施的民族与宗教政策

红二、六军团从北渡金沙江到离开中甸县城历时18天,是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也是进入藏区的第一站。在行军途中以及在县城休整期间,红军纪律严明,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为北上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物质基础。也为后来我党开展民族工作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

对云南2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田野调查表明，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具有以下结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村寨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发展不平衡；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层次，各层次村寨有不同的经济特点；少数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由单一的第一产业（农业）向多元产业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同时也存在总体经济水平低下，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薄弱，经济活动与市场联系度低，信息传递和吸收迟滞等问题，制约了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发展。因此，应通过以农产品深度开发的大企业为依托，调整少数民族村寨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民族特色经济，将资源特色转化为经济特色；加强村寨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村民传统观念意识改变等方式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     

宽容的深度--浅析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油画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油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应采取有原则的宽容态度,去粗取精,作出自觉而明智的选择。同时积极思考如何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弘扬本民族的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创造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独特性的中国油画艺术。     

刍议藏族学生汉语文学习与民族双语教育

本文对藏族学生学习汉语文的环境背景、现状水平、解决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试图从民族医药高等教育体系中发现问题,剖析问题的原因和背景,初步探索目前民族医药高等教育中汉语文教学的某些规律,开辟适合于民族医药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为保证民族医药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夯实一定的基础.     

新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同社会变革、时代变迁同步前行，并折射出新的时代、新的民族生活的矛盾和走向。文章从小说、散文、诗歌、童话这四个方面勾勒了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发展的现状：通过作品分析，指出民族儿童小说的价值在于它所体现的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精神文化价值，民族儿童小说是最有光彩最为精彩的部分。     

汉族与撒拉族初中学生数学应用题解决特点的比较研究

汉族与撒拉族初中学生数学应用题解决的特点为:1 数学应用题解决具有跨文化性,但汉族与撒拉族在不同阶段各有优势;2 初中学生数学问题解决中的常见错误是关系感知错误、图式错误和计算错误,最常见的是关系感知错误,而撒拉族学生的图式错误较为严重,汉族学生的计算错误高于撒拉族学生;3 语言可能是影响民族学生数学应用题解决的重要因素。     

Ethnicity vs. national culture in one nationalized educational site: the case of the annual school trip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face betwee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in a nationalized educational site – the annual school trip – that took place in a Jewish high school in Israel that serves underprivileged ethnic groups. Based on ethnographic field work, I analyze how the Ashkenazi (central-eastern European origin) hegemonic national culture that is embedded in the field trip is worked out by the Mizrahi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origin) students, in light of their ethnic background and the ethnic Ashkenazi/Mizrahi division that characterizes the Israeli society. Although both groups share the same national sentiment, the analysis exposes the different ways the pedagogical practices used by the trip represented the national hegemonic culture and the ways it has been contested and reshaped along ethnic lines while reflecting the existing ethnic borders that the pupils were trying to wi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