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响应——“温、郫、都”生态示范区生态经济系统的SD模型分析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是区域生态经济系统是否协调的直接表现。为了研究在目前经济发展形势下，四川“温、郫、都”生态示范区的环境质量状况，该文应用SD模型，通过改变固定资产投资率模拟不同经济增长情景下其对生态系统及环境质量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目前投资率（0.238）情境下，系统运行的1992年-1998年的大气和水体污染物以及土地面积变化与现实状况基本一致，表明模型基本上是合理可行的。当提高固定投资率（0.338）即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水体和大气中的污染物含量迅速增大，表明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对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也迅速增大，这与研究区近几年来经济发展以及环境质量的变化状况是相符的。由此表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否则生态环境的损害最终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青藏高原自然资产利用的生态空间占用评价

生态空间占用是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一种方法。它根据维持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费量和同化人类产生的废气物所需要的生产性空间进行估算。并与给定区域实际生物承载力进行比较，衡量区域的持续发展状况。青藏高原作为世界的第三级，有其独特的生物资源和自然景观。本文以青海省为例，评估了青海省自然资产利用的生态空间占用状况。计算结果表明，青海省的人均占用世界平均产量的生态空间为1.8hm2,青海省的自然资产利用程度尚在其实际生物承载力范围之内。青海省的工业生产占青藏高原的3/4，人口占青藏高原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因此，原材料和能源消费应该高于青藏高原的平均水平。由此推知，青藏高原的人均生态空间占用小于1.8hm2,而青藏高原实际生物承载力人均8hm2,应该有较大的生态盈余。     

焉耆盆地绿洲灌区生态安全下的地下水埋深合理界定

在西北干旱地区,地下水埋深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焉耆盆地是新疆重要的绿洲农业区,但该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对地下水的依赖作用十分显著,同时该区又担负着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的重任,如何实现该地区地下资源可持续开发模式,是一个急需探讨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大量的野外调查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焉耆盆地的地下水埋深与土壤盐碱化、植被生长与潜水蒸发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从确保绿洲灌区生态安全角度提出了地下水生态埋深的概念,并阐述了其内涵,确定绿洲灌区适宜生态埋深为3.0～4.0m,即适合林地生长的适宜深度与极限潜水蒸发深度的区间。地下水生态埋深的确定,对于估算生态用水、防治土地盐渍化和沙漠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焉耆盆地地下水合理开采与水盐调控提供理论支撑。     

傈僳族垂直农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同乐村为例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镇同乐村是澜沧江流域典型的傈僳族村寨,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生态文化村。同乐村的傈僳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根据海拔差异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垂直农业系统。该系统最大程度的利用了自然资源,保证了本民族的基本生活需要。本文应用生态人类学的适应理论,利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同乐村傈僳族的垂直农业系统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傈僳族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不仅表现在最大程度的利用自然资源,而且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体系。但随着滇西北经济社会的发展,同乐村傈僳族垂直农业系统和传统文化体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只有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垂直农业系统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同步进行,走一条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生态文明导向下区域绿色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在回顾国内外绿色发展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中国绿色发展的概况,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构建灰熵评价模型,评估2011—2015年浙江省的绿色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浙江省近5年绿色发展水平逐年提高,2013年之前,环境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2013年之后经济发展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指出区域绿色发展不仅需要坚持生态文明为导向,完善法律法规,增加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加强宣传教育,还要发挥地方特色和地方优势。     

金华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流域环境服务的提供者和与同一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或受益者在空间上的分离,以及生态补差机制的缺位使生态系统管理者没有通过经济激励去改善环境管理,从而导致环境服务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低下.本文利用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评估金华江流域居民环境服务的支付意愿,并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Binary Probit模型分别分析了最大支付意愿及其支付方式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金华江流域的居民中有78.4%的居民家庭具有支付愿意,平均最大支付意愿E(WTP)为24.87元/(户·月),年平均最大支付意愿为298.46元/(户·年).最大支付意愿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相对经济的重要性对最大支付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了解生态保护概念的受访者平均最大支付意愿并不高于那些不了解的人,这反映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与行为偏差和"搭便车"侥幸心理.受教育程度与环境相对经济的重要性越高,则选择交生态补偿税的概率也越高;性别、年龄、是否经历过污染灾害与最大支付意愿对人们支付意愿补偿方式的选择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必须促进上下游农户和居民、相关企业和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到流域管理和决策中,实现流域环境共建和利益共享,在此基础上构建流域生态补偿体系.     

湖北省湿地生态环境现状分析及对策

近年来,由于工农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湖北省湿地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在湿地面积的改变,湿地水状况及水质的变化、湿地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等方面。分析了自然和人为因素对湿地退化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湿地治理与恢复应采取的政策、生态建设措施。通过对湿地的科学利用、合理保护,可使退化湿地得到恢复,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     

体育与健康课程生态意义的呈现与发展

体育生态化的实现离不开学校体育和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发展。解读课程中所蕴含的生态意义,有助于人们提高对体育与健康以及生态体育的了解和认识。指出课程中现存的生态缺失并提出具体建议,为促进体育与健康课程和学校体育生态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中学体育教师学校生态环境感知的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

采用资料法、逻辑法、测量和统计等方法,并应用自编的《中学体育教师学校生态环境感知量表》测量了福建省中学体育教师学校生态环境感知的总体情况。对不同特征的中学体育教师学校生态环境感知情况进行了差异性检验;针对调查结果提出调控策略。     

我国高校学术生态系统的透视

学术是高校的核心价值所在。随着时代变迁,学术的内涵逐渐丰富,但同时学术价值取向偏离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教育学家欧内斯特.博耶从全新的角度提出高校学术观。本研究以该理论为依据,首先阐明我国高校学术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继而论述我国高校学术生态系统投入与产出的失衡现象,并从国家宏观调控、学校内部管理以及学术成果转化等方面分析失衡成因,最后从以上三个方面提出促进我国高校学术生态系统平衡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