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本学者对黎族的研究及其目的

20世纪初,来自各界的日本学者怀着不同的目的,对海南黎族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向日本占领军提出了制定黎族政策的建议和意见。这些建议和意见,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被占领军当局所吸纳。但从占领期间侵琼日军的种种恶行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真正地发挥作用。     

傈僳族垂直农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同乐村为例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镇同乐村是澜沧江流域典型的傈僳族村寨,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生态文化村。同乐村的傈僳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根据海拔差异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垂直农业系统。该系统最大程度的利用了自然资源,保证了本民族的基本生活需要。本文应用生态人类学的适应理论,利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同乐村傈僳族的垂直农业系统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傈僳族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不仅表现在最大程度的利用自然资源,而且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体系。但随着滇西北经济社会的发展,同乐村傈僳族垂直农业系统和传统文化体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只有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垂直农业系统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同步进行,走一条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试论长鼓在瑶族舞蹈中的作用

瑶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长鼓舞,蜚声中外,名垂千古。作为民族艺术的突出代表和典型标志,在日常生活中,长鼓是瑶族民俗祭祀活动中的重要道具,是瑶族图腾崇拜、祖先信仰的象征。它展现的风格,凸现了瑶族舞蹈的艺术特性;它营造的氛围,形成了瑶族舞蹈的艺术个性;它升华的主题,突出了瑶族舞蹈的艺术本性。     

探析土家族摆手舞的舞蹈形态及风格特征

笔者以土家族摆手舞的起名、形式、内容分别产生于宗教信仰、战争及劳动生产为切入点,解析了土家族摆手舞的大摆、小摆两种表演形式,进而对土家族摆手舞的原生性、战争性、祭祀性、审美性的风格特征进行了阐述,最后对土家族摆手舞的屈膝、颤动、顺拐、同边、直立跳摆及绕圈跳摆的舞蹈形态特征进行了剖析。以期推动土家族摆手舞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明清时期汉族移民在贵州毕节地区经济开发中的作用

明清之前,毕节地区乃至整个贵州经济都十分落后,被视为"蛮夷之地"。明代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涌入今毕节地区境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以及充足的劳动力,有力地推动了毕节地区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改变了其落后、野蛮的面貌,使毕节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这种变化是与汉族移民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的。     

彝族文献《孝敬父母经》之价值浅析

彝族文献《孝敬父母经》借清顺治帝之口谕向世人宣讲为人为子之道,教育子女如何感恩戴德孝敬父母。彝族的传统道德规范对当代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教育有一定的价值。《孝敬父母经》所反映出的传统彝族社会的生育观念和养老模式,也能为彝族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原始宗教下傈僳族民俗体育研究--以三江并流区域为例

运用民族学、体育史学、社会学等方法,以原始宗教和文化生态学为研究视野,对居住在“三江并流”区域内云南西北部怒江州傈僳族民族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具体形态以及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傈僳族民族体育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原始宗教和生态环境是傈僳族民族体育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影响机制;傈僳族的生产生活与精神财富集中反映在其绚丽多彩的民族体育文化中。根据史料记载以及对傈僳族民族体育现存形态的考察,都表明了云南傈僳族民族体育与原始宗教以及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由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的生态环境脆弱、承受能力低;经济类型单一化;贫困人口覆盖面大,返贫率高;基础设施落后与缺乏;教育严重滞后等等现状,决定了其社会保障特殊性,既区别于城市的社会保障,也有别于一般农村的社会保障。     

论企业伦理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从日本企业伦理说起

人们在讨论企业伦理时通常忽视了一个问题 ,即企业伦理与各民族之道德传统的关系。其实 ,企业伦理不仅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内容 ,还存在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相关联的内容。本文结合日本企业伦理 ,说明它所包含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不同方面 ,并借此提出正确对待企业伦理中的上进心与民族性之关系的原则     

对列宁晚期社会转型思想的再认识

列定后期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危机。提出了必须从俄罗落后的经济，小生产占优势的现实国情出发，以新的迂回办法来完成整个过渡，不能盲目套用发达的西欧社会。列宁晚年重新思考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问题，正是社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化体制全面改革的真正源头。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