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发展性学校评价的动力缺失及对策建议

发展性学校评价理念在落实的过程中存在动力缺失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评价主体对发展性学校评价的认识存在偏差、评价反馈环节薄弱、组织缺失和合作文化缺乏以及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失衡等,为了有效激发评价动力,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正确认识发展性学校评价、完善评价机制、注重校内合作文化建设、加强内外部评价之间真诚对话等。     

论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建立

本文从律师代理制度立法缺失导致的法治环境混乱出发,引入对在我国建立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思考。首先,深入剖析诉讼专业化和强制律师代理的关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从强制律师代理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意义,证明其制度必要性。继而,从各国的立法实践和我国的制度基础出发,探讨该制度建立的可行性。再者,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设计如何在我国系统地构建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最后,建议从立法上建立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     

患者知情权的法律应用分析——以《侵权责任法》为例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患者知情权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该条规定存在一定困难。从患者知情权与同意权的区分、患者知情权的范围、医疗机构履行告知义务的标准及医疗机构的免责条件等方面展开分析。     

危险驾驶罪的诠释与适用问题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具有恰当性,但未将“吸毒驾驶”、“无证驾驶”等同质性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对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要从成立本罪的地域范围限制、对象限制、时间限制、具体行为种类及行为程度等方面进行。司法适用中要注意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相关罪名的衔接;对本罪关涉的程序、证据问题的处理,要注意公正与效率相结合。     

成吉思汗礼遇丘处机分析——以权力与宗教互动的视角

成吉思汗礼遇丘处机反映了权力与宗教的互为需求关系。成吉思汗开放包容的宗教态度、纳贤意识、贵生心境和关注汉法是促成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丘处机则适时对帝王的召请做出积极回应。双方都经历了利益考虑和情感取舍的过程。从二人际会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皇权是宗教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宗教则有神化皇权、安抚民心和维护秩序等功能;但根本上宗教是依附性的,它不可能对权力产生更为深刻或深远的影响。     

端午节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复兴

端午节在战国时代初步形成,源于古人虔诚的原始信仰。原始信仰是当时节俗传承的足够动力。魏晋时期原始信仰比以前淡化了,端午节传承的原初动力也消弱了,这时人们加入了纪念屈原等历史人物传说来解释端午习俗,为端午节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和习俗。但是由于端午节习俗不重视家庭团聚和祭祀祖先,在契合儒家文化方面不很显著,因而在魏晋以后的儒教时代出现了传承动力不足的问题。到现代社会,端午习俗面临传承危机。但经研究可见到,端午习俗包含着适合现代文化的丰富要素,可以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的调适、更新。在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背景下,它更有了复兴的契机和动力。     

美能否成为民族国家自由生活的价值律法

美的理想或美的原则,如果要成为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自由价值律法,那么,必须得到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支持,因为公民权利的保证、经济生活的富足、法律对环境与自由的保护,是美成为普遍律法的基础。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个体生活的自由才会以审美为目的,才会真正保护环境与生态,与自然和谐共处。个体生活的美丽与民族国家的美丽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美应该而且可以成为民族国家自由生活的价值律法。     

对刑法修正和解释的思考

1997年的《刑法》颁布以来,已历经数次修正和解释。这些修正和解释,一方面完善了刑事立法和司法,另一方面却也给整个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和司法的平衡适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困扰,刑法也日益患上了“综合肥大症”。为此,应当找出我国刑法修正和解释过程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对历次修正和解释作一次系统的整理,并在适当的时机考虑重启刑法的全面修订工作,以使我国刑法更好地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     

试论孟连傣族习惯法赋予拾得者权利的合理性——傣族习惯法研究之一

孟连傣族习惯法规定了拾得者一定的义务,同时也规定了拾得者的报酬请求权及一定条件下可以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这些规定与《民法通则》及《物权法》的规定很不相同,这两部法律均否认了拾得者的报酬请求权及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两相比较,孟连傣族习惯法的规定更为合理,既符合伦理学中人性类型的相对数量统计性规律,也符合经济学原理;同时,从实际效果来看,赋予拾得者这些权利取得的效果也更好。事实上,正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合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拾得遗失物也未严格按法律的规定处理。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体现法治精神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既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现代大学重新进行制度变迁与制度设计的再造,更是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重建运动和制度选择.现代大学制度法治精神的重塑,应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依法调整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以及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高校与政府关系的良性运行,依赖于"有限政府"的"依法行政",政府对大学管理权限应集中在行政规划、行政监督、行政指导、经费分配等方面,其他事项则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范畴.而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则表现为公共教育权与社会教育权的博弈与平衡,通过"协调与张力模式"的整合,使二者的关系从索取走向支持、从非均衡走向均衡、从冲突走向融合,从而实现高校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应彰显高校的学术逻辑,建构学术权力本位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