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发回重审制度论纲——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三条为样本的分析

新草案对二审中的发回重审仅仅提到了一点,即限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次数。通过比较分析草案前后对发回重审的不同规定,并结合草案和现行刑诉法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规定分析了发回重审存在的矛盾,最后提出了自己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修改意见：科学规定发回重审的原因,严格限定发回重审的次数,明确提出对发回重审的要求。     

香港基本法的四次释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香港地区的基本法律,其制定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对于某些具体的领域因需要保持了模糊,以留待后人的智慧进行解决,但同时也给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带来了很多争议性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体制,结合香港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于1999年、2004年、2005年、2011年四次对《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释,化解了香港三次宪制危机。     

试析法院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民事诉讼是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活动。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彼此在诉讼中的地位,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民事诉讼的体制性问题。如何调整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关系,是每一个国家民事诉讼法必须解决并加以规定的基本内容。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了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发展与困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确立了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强制作证、拒绝作证的处罚、证人补助(偿)制度,完善了证人保护制度.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指导思想的顾此失彼,司法机关对证人出庭作证在认识上的偏颇,以及配套制度的缺失,可能让缺乏系统化和科学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发挥效用,其立法意旨难以实现.在《修正案》的实践中,我国应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环境,让证人真正出现在法庭上,让证人的当庭作证不再变成“审判秀”,而能对控诉、辩护和裁判都产生直接影响.     

产业网络治理与政府干预——基于美国政府参与本土汽车产业治理案例分析

产业网络治理包含公司治理、企业间网络治理,还受到产业外部环境主体的权力约束。掌握关键资源的网络主体控制和设定产业网络成员交互模式和规则。经济危机可能导致产业网络自身治理失效,政府干预作为产业环境权力主体需参与网络治理。以美国本土汽车产业为实证案例,分析美国联邦政府参与网络治理的过程和方法,提出政府干预需注重公平公正、规范程序、辨明问题并采取针对措施等政策建议。     

建国初期新区土地改革中的人民法庭

在1950年冬至1953年春的新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党和政府在县(市)一级的政权中创立了人民法庭。它是接受县(市)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双重领导,依照司法程序专门负责审理与土地改革相关案件,具有一定群众性的临时特别审判机关,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及其他一系列社会整合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拒证与其权利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与法院庭审改革所推行的当事人主义和直接言词原则极不相称，严重影响了司法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立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并指出在诸多原因中最主要的矛盾焦点在于证人权利义务的平衡和证人保护制度建设上，并对刑事证人两项主要权利即安全保障权、经济补偿权和依法免证权的设置和完善提出出了若干建议。     

论南朝宫体诗的抒情审美特征

抒情性是南朝宫体诗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这与魏晋以来重情的文化思潮及齐梁文人对情性说的鼓吹相呼应，同时与南朝乐府民歌言情的特点一脉相承。但是，从情感美学的角度对宫体诗中表现的“情”进行剖析，就会发现它存在严重缺陷，导致了宫体诗不能以情动人。     

论取消庭审退回补充侦查制度

庭审退回补充侦查制度虽有可能使一些案件查明事实真相，但它与刑事诉讼法的其他制度和一些审判规律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消除不必要的制度内耗，使诉讼制度更为合理，取消庭审退回补充侦查制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问题研究——基于黄河流域125份判例的实证分析

2018年《检察公益诉讼》实施以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与日俱增,突显司法效益性和卓越实用性。通过分析黄河流经九省125份一审判决文书,发现问题集中表现在诉前程序、合议庭组成形式、承担责任以及惩罚性赔偿等方面。该制度需要不断探索优化,包括规范诉前程序,确定审判组织形式,实施多元化责任承担方式,建立生态损害赔偿基金以及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等,为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发展保驾护航,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