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萃兮苹中——屈骚禽鸟意象书写及投影

屈原放于江南之燮,忧思罔极,“凤凰在簸兮,鸡鹜群舞”,冤屈自抑“因归鸟而致辞”,诗容、情感浑然一体,更引“鸟萃兮苹中”表达悲愤郁结之情志。汉以后,文人钟情于“善鸟”“恶禽”以比忠谗的寄托,贾谊《鸟赋》忌寓群小蔽贤的丑恚。此后历代文人情深于屈骚,梁沈约《天渊水鸟赋》,晋傅咸《仪凤赋》、顾凯之《凤赋》、弥衡《鹦鹉赋》、曹植《自鹤赋》,唐李白《大鹏赋》、杜甫《雕赋》、王勃《寒梧栖凤赋》、皇甫涅《鹤处鸡群赋》,宋秦观《叹二鹤赋》。明王世贞《二鹤赋》、杨慎《凤赋》莫不延续禽鸟意象思维。     

高蹈远引——解读《林泉高致》中蕴涵的“远”观念

“远”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理论的重要审美范畴之一,具有“超越有限,追求无限”的本质内涵,这在北宋·郭熙、郭思所著的《林泉高致》中有多处体现：山水画家的审美情怀、观照客观景物的审美方式、山水画空间表现与主体心理的关系以及意境理论的成熟等。“远”观念对于山水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对于全面、准确理解北宋时期山水画所具有的“超然之美”的艺术旨趣颇多裨益。     

从《劝学篇》和“癸卯学制”初探张之洞的历史教育思想

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是中国历史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此过程中,张之洞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劝学篇》和“癸卯学制”集中体现了他“中体西用”的历史教育思想。他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忠君爱国的思想;历史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史为体,世界史为用”;并就历史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要求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推行于实践。张之洞的历史教育思想对当今我国的历史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库全书>的纂修与清代的文化专制

清朝乾隆纂修的《四库全书》是全世界范围内荟萃群书的空前钜制。它整理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献和典籍,反映了中华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为了加强文化专制,巩固满清统治,其内容也主要选择那些有利于清朝统治的内容,对清代的文化专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袁桷《延佑四明志》人物立传问题浅议

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元代袁桷作《延佑四明志》只给降元者作传而未给抗元人士作传是要颠倒是非,“党于降元之徒也”,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影响袁桷选择立传人物,既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更有宋末元初社会现实的刺激,当然也有袁桷身处元代的实际,而立传者也确有可传之处。     

论陈铨对“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的建构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基于共同的“民族精神”，以《战国策》等刊物为阵地，在陈铨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文化团体——“战国策”派。他们从学术和文化上提出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论，呼吁民族文化的重构与民族精神的重造，其主要观点是：引进、宣扬、阐释西方社会中崇尚武力的文化思想；批判中国柔弱文化传统，重新发掘中国文化中的“武道传统”；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存在的误区，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战国策”派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战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把“战国策”派等同于法西斯，或者视作国民党的政治帮凶，是有失公允的。另外，虽然陈铨的“民族文学”理论纲领与左翼理论界的一些文艺政策不谋而合，但是在后者看来，陈铨的文学理论抹杀了人民群众在民族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否定了阶级在民族文学中的价值，因此对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陈铨提出的要建构一个让全民族同胞“利害相同，精神相通”的民族文学，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鸟托邦式的文学梦想。     

论全祖望的史学思想

全祖望是清代浙东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学识渊博,对史学贡献尤大。他搜求和整理乡邦文献,表彰忠义气节;他强调,治史应当据实直书,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真实面貌;他对史料采择、史学编纂方法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有独到的见解;在历史观上,他在重"势"的同时,强调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南音演唱行腔吐字规律管见

本通过对泉腔(闽南方言)韵母种类发音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意大利语、汉语、泉腔(闽南方言)基本母音的比较，根据泉腔语种的独特性，并以这种独特语种的发音为例，探讨南音演唱行腔、吐字的基本规律和特殊规律。     

论诸葛恪

诸葛恪是孙吴侨寓士人新生代的杰出代表，自少才思敏捷，善于辩论，为人则较为随便，说明其家族门第及文化并非典型的儒学世家。孙权对他颇为赏识，助其参与军政活动，希望他将来能够辅助太子。孙权死后，诸葛恪为幼主孙亮之首辅。为树立威望，诸葛恪进行了政治改革，发动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引起了骚动。诸葛恪性格刚愎自用，在军事并无战略与战术的安排，听不进反对意见，终于导致北伐失败，他本人回师后也为政敌杀害。诸葛恪之败亡，体现了孙吴政权内部南北人物之间的斗争，也是孙吴皇族与士人斗争的反映。     

论现代文学中“抗战加恋爱”的小说叙事——以赵清阁的长篇小说《月上柳梢》为中心

《月上柳梢》是现代女作家赵清阁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作家通过"抗战加恋爱"的叙事方式将爱情书写和抗战救国结合在一起,不仅是对以往"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批判性承袭和大胆改造实验,而且与同时期陈铨的"抗战加恋爱"小说《狂飙》相比较,在主题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某些相通之处。通过对《月上柳梢》的分析,一方面我们发现赵清阁在小说创作上的匠心独运,另一方面则让我们从赵清阁与抗战文艺的复杂关系与矛盾处境中,重新审视抗战文艺创作的利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