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语堂小说《朱门》看“孔教乌托邦”

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古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形象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接受。林语堂以其丰富的西方学习、生活经历对西方文化当然也包括西方的"中国形象"非常熟悉。他知道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什么样,也知道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的方式。因此,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注重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吸纳和利用。从小说《朱门》可以看出林语堂是如何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西方的"孔教乌托邦"形象加以利用的。     

英国文学中的乌托邦叙事及其思想考察

乌托邦叙事在英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传统,寄寓着人文主义时代以来英国作家和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幻想,恶托邦文学作品则表达了对乌托邦的否定或不信任精神,又是乌托邦叙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和一种特殊形式。     

身体“乌托邦”与爱情“理想国”——马玉琛长篇小说《金石记》中性与爱描写的美学意义

性爱作为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不可割离的随行物,总是以其强烈而丰富的魅力诱惑着作家又吸引着读者,从而为人们观照和把握自身所不可或缺。但是现今小说中对这一主题的书写,则几乎完全由情爱理想的构筑、追寻转换到对性爱现实的认同与享用,理想中的爱情等待与追寻早已不知不觉化为肉体欲望的放纵与发泄。而马玉琛在其小说《金石记》中所呈现的“理想国”式的爱情,不仅是对当下身体“乌托邦”式书写的一种有力的反拨,提出在性爱欲望书写中依然可以有诗性之思的存在,在众多的欲望化书写中显示出它的独特的价值,而且为如何在小说中使灵与肉结合,让生命享受与精神超越在审美体验中熔铸提供了一个示例。     

“审美乌托邦”：马尔库塞的文艺政治学

马尔库塞沿着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思路，认为发达工业时代的晚期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科技理性的控制和压抑使得人的精神的奴役和不自由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要冲破这种单向度的社会，实现人的解放，观念变革迫在眉睫。因此，审美之维作为拯救世界的最后力量；而艺术以其对现实世界的对抗和否定扮演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试析胡红一剧作的人性“乌托邦”情怀

广西第三批签约作家胡红一从记者编辑成功转型为剧作家,在戏剧创作中始终向受众传递着“真善美”的品德,勇于实践美好生活的理想,努力追求人性“乌托邦”情怀的复归。胡红一的戏剧追求主要体现为：从多个角度选取紧扣时代脉搏的戏剧题材;用三大显著手段设置戏剧笔下的角色人物,体现丰富的内心情感;人物语言不矫揉造作,戏剧语言所塑造的意境展示着和谐美和自然美,充满着浪漫和诗意的色彩。     

虚拟的自由或夸张的表演——回望"下半身"诗歌运动

“下半身”诗歌主张以“肉体的在场”作为一种反抗力量冲击现存诗歌秩序,但却自相矛盾陷入“肉体乌托邦”的牢笼中。其作品又多性话语泛滥,流于粗鄙和俗陋。“下半身”诗歌既是当代诗歌中“民间写作”的延续,同时也有着文化、思想、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下半身”诗歌的出场方式或许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矫枉过正,是为了争夺话语权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但它无意中却昭示和开启了世纪初诗歌的“身体转向”,凸显了当今时代身体观念的变革。     

试析王安忆小说《乌托邦诗篇》的救赎主题

《乌托邦诗篇》始终贯穿着救赎的主题。这种救赎的主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给予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压力下经常感到无奈、孤独、麻木的人们很好的启示。作品的救赎主题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尝试用宗教情感来拯救人心，用爱心来实现对人心的救赎，用民族历史文化积淀使人们获得新生。     

论雅各比的乌托邦思想:基于知识分子与乌托邦的张力关系

当前"乌托邦终结"的论断在世界范围内铺开,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诊断陷入停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雅各比深入社会历史深处,以求看清当前知识分子和乌托邦之间存在的张力。他通过乌托邦这一研究视域,来试图建构公共知识分子的想象空间,并寻找知识分子背后隐藏的弥赛亚情结,力求澄清极权主义和乌托邦的界限以给真正的知识分子正名,同时在多元主义的扩散中挖掘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精神遗产。雅各比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对知识分子和乌托邦之间的张力进行不同以往的缓解方式。     

理性主义与乌托邦关系探讨

理性与乌托邦既相矛盾,又辩证地统一于现代化实践中。在这其中,工具理性是乌托邦理想形成的根据,乌托邦理想体现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的统一。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当在理性与理想追求之间保持必要张力。     

一个传奇与它背后的本事——格非的《人面桃花》与历史乌托邦yh

《人面桃花》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格非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推动小说中女主人公走向革命的主要是一种内在动力,即一种创造历史的乌托邦主义激情,对于这种历史乌托邦的审视,显然是这部小说的重心所在。小说以一种类似于成长小说的模式,完成了对历史和人性的双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