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五言诗诗题考辨

汉魏两晋之诗人作诗之时并不曾自拟诗题,其诗题均为后人“用诗”时所加,多数诗题盖至入选《文选》而定于一尊。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最初也是没有诗题的,《陈留》是对阮诗的最早称谓。最初“咏怀”一题之于阮诗不过是指其中一类而已,后唐人作《晋书》以偏代全,遂成为阮诗的总题。《豪杰诗》并不是今本《咏怀诗》中的某一首或几首,属佚诗无疑。     

论汪曾祺创作的"民粹"倾向

在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着对人民的认同与尊敬.汪曾祺赞赏什么,认同什么,喜欢什么,都充分显示了他对人民的敬仰和崇尚,体现了他的"民粹"倾向的创作底色.     

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新论

由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事件，罗易一直被认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其实不然。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五月指示”泄密事件是当时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在革命危急关头，罗易冒险将指示内容告诉汪精卫，冀以争取汪精卫，亦是万般无奈之选择，但此时的汪精卫却正在同国民党右翼握手言和，欲以共产党人的鲜血作为对蒋介石的晋见礼，便抓住这个电报成了他反共的理由。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事件的发生有其背景：一、“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应罗易之请求而作出的给汪精卫以全力支持的“保证”；二、罗易之所以泄密是执行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三、汪精卫反共乃历史必然，罗易泄密只不过成为了汪氏推卸责任、委过于人的一个借口。     

异曲同工 各臻其妙——浅论峻青、王愿坚的创作个性

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是形成其创作个性的基础 ,对生活特有的提炼方式则是构成其艺术风格的关键。峻青以一个战士的眼光观察评价生活 ,在矛盾冲突的最尖端揭示英雄性格 ,斗争的悲壮美是他美学理想的中心 ;王愿坚从历史里看到了诗 ,擅长截取人物性格的横断面 ,捕捉性格发出耀眼光辉的一刹那 ,注重开掘英雄人物性格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王艮“百姓日用是道”之辨析

"百姓日用是道"是王艮整个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其思想内容及其价值,学界论述较多,说法不一。文章认为,对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应该深刻分析、客观把握。事实上,"百姓日用是道"指明了"求道"的方向,但并不是说学道就是学习百姓的日常活动;"百姓日用是道"体现了圣愚平等的思想,但并非百姓为上的主体观;"百姓日用是道"阐述了人性天生良知的完美性,却不否认"知"及"知"的差别。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与传统的"日用"理论不同,是一种理论创新,很有思想价值与实践价值。     

母性过度与父性缺席——《寒夜》中汪文宣人格特质的成因

《寒夜》中母性过度体现为汪文宣与母亲强烈的情绪与心理的亲密连接关系。过度的、无节制的母爱控制了他的思维及家庭生活,使之具有依赖、敏感、消极的神经质人格特质。父性缺失则对汪文宣的认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使其形成忧郁、焦虑、无所适从的人格特质,同时又限制了其人格中独立性、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     

论王九思的祝寿之曲和自寿之曲

王九思的散曲集《碧山乐府》题材丰富、内容广泛,其中一类为寿曲,即为人祝寿之曲和自寿之曲,反映了他对亲情友情、家庭伦理的重视,表现出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     

王艮率性思想研究初步

泰州学派创始人、明代平民哲学家王艮,以自然为宗,坚持以身为本,提出了极具启蒙性质的率性思想。王艮认为,率性就要听其自然,顺从人心;率性强调主体精神;率性必须“知止”、“知本”,做到“止于至善”;率性应保持“中”的状态,力求以“中”致“和”。王艮的率性思想突出了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主体地位,也体现了极强的自主精神和超越精神,这也是王良整个思想体系中突出的创新理论之一。     

明代徽州山人汪淮研究

徽州文士的大批涌现,是明代徽州文学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诗社林立,诗人辈出,其中又以汪道昆、吴子玉、汪淮等人为代表。其中汪淮,初为国子生,后弃去而为山人,以写诗论诗为业,与汪道昆、俞允文诸文士交游唱和,著有《汪禹乂诗集》八卷。然而目前学界尚未有对汪淮的专题研究,其生平、交游、著述等情况皆散见于各类古籍、著作中。     

王维边塞诗的创作分期及思想意蕴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边塞诗在其创作题材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文章论述了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王维边塞诗创作上的三个主要的分期：即青年时期追求英雄形象,中年亲历边塞以及后期对边塞诗文的整体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