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滞”与“不离”: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良知与知识之辨

明代中晚期,"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转换为"良知"与"知识"之辨。一般的观点认为,阳明强调致良知的道德实践,故而对经验知识有所忽略,甚至是以德性消解了知识。也有学者认为,阳明虽强调致良知之工夫,但并未轻忽知识之价值,知识有其独立的地位。事实上,阳明在论述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关系时,明确有"不滞"与"不离"的说法:良知不依见闻而有,为见闻生成之场域,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见闻之知源于意、物的分化,为良知的客观呈现,故"良知不离于见闻"。究言之,阳明既非以良知取消知识而落入泛道德主义,亦非以知识泯灭良知而落入唯知性主义,而是在承认知识价值的同时回归良知本体之澄明。     

论元初文学家郝经的文学主张

郝经是元初重要的文学家,他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有系统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观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用”的文论观点,强调文学创作要以实用为主。二是在文学创作中提出了“顺”的概念,主张文学创作要顺应事物本身的道理和形式而不主张“作文”。三是在作家的修养中提出了“内游”说,郝经的“内游’嚏从创作的本体上解决文学创作中文与道的关系。     

论汪琬散文思想中的"道"学观

汪琬作为"清初三大古文家"之一,其作品历来受到后人的推崇,而其关于散文理论的论述因散见于文集中,至今鲜有人论及。汪琬的散文以"道"为立论之根本,其散文的创作与实用、审美理论均以此为前提。汪琬兼及儒家和道家的"道"学观,将二者有机融合在一起,生成他的自然、道德之"道"和实用、致世之"道"。     

变法以图自强的法律观——论王韬的法律思想

王韬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法律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的儒家文明；二是来自西方思想的滋养。他的法律思想围绕着自强的目的，在宪法观、改革繁琐的律例、国际法观以及改革刑法及诉讼法方面都有创新。作为“亦新亦旧”的沿海知识分子的典型，王韬的法律思想也呈现出新与旧相互冲突的特点。     

派系斗争视野下的"1935年刺汪案"

汪精卫于1935年在南京丁家桥被刺。此次行刺由两广资助，王亚樵等策划，孙风鸣执行，主要行刺目标是蒋介石，第二目标是汪精卫。由于蒋介石未出席照相仪式，刺蒋不成即伤汪。曲折的逻辑背后隐含着复杂的原因。     

试析王弼与郭象"一""多"论之异同

"一""多"之辩,玄学家这里,所表达的不仅是事物的共性和自身的独特性,还直接体现了本体论的内容。玄学创立者之一的王弼,明确的将"一"与"多"解释成为"无"与"有","本"与"末"。而郭象虽然没有像王弼那样明确的提出"一"与"多"的概念,但是在他的"独化"论中论及的世界同一性的问题,同样也是"一""多"之辩的内容。二人所论"一"与"多",即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理论,有独特不同和相似之处。     

票号营运理念对现代民营企业的启示

票号是清代道光年间创办的旧式金融机构，它曾执近代中国金融之牛耳。票号的营运理念对现代民营企业有诸多启示，主要包括：立业之本——从“纷整”中捕捉商机的能力；管理之基——从“人治”到“规治”的转向；经营之魂——崇信誊尚交流的经营理念。它对现代民营企业的启示应该是把握商机，规范管理，确立正确的经营理念。     

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

汪曾祺是现当代小说史上一个具有独特风貌的作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新质朴的艺术风貌仍是汪曾祺小说研究的重点,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体特色"和"艺术渊源"的探讨上。思想意蕴的发掘是汪曾祺小说研究取得较多成果的又一个领域。研究方式的多样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与拓展了汪曾祺小说的研究。     

王力《古代汉语》释义商兑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自1978年以来一直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的统一教材之一，是一部学习古代汉语的经典之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虽两经修订重排，书中某些释义，笔者不敢苟同，是以择其七条于此，以求教于方家。本文以王力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二册为商兑对象。     

《尔雅·释草》中"蒿"之名目考

《尔雅·释草》较为详细地收录了“蒿”这一物种的名目,本文对此作一总结。“蒿”,方言叫作 “鼓”,又可以细分为青蒿、白蒿、牧菣、艾、莪等若干种类,同时,每一品种又各有其他不同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