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非东夷考

蚩尤是我国传说时代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学术界谓其属于东夷集团的少昊部族似可商榷。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深入研究表明,蚩尤并非出自东夷集团的少昊氏,而是三苗的前身即九黎族的酋领,应当归属于南方的苗蛮集团。     

唐王建《宫词》研究述评

对于作为宫词始祖的唐王建《宫词》的研究概况,作比较全面的学术史回顾,通过对于前贤研究的总结与回顾,重新审视了王建《宫词》的意义与价值,认为随着考古学等相关学科日益发达,王建《宫词》可以成为唐代宫廷文化的复原研究中的核心文本,这是其他材料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王夫之“养民裕国”思想对农村问题的启示

“养民裕国”是王夫之民本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他以“裕民力”阐发“养民裕国”之道，体现出中国人文传统对民本和民生的重视，其“养民以田”、“重农务本”、“善均贫富”等主张，对于当前如何解决农村问题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探索王夫之民本思想的精髓，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从《杂色》看王蒙小说叙述方式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前后,王蒙小说的叙述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他采用的是传统式视角,此后,虽然仍然使用第三人称,但已不再是传统的全知全能的视角,而是以主人公为视角的有限视角叙述。而王蒙小说这种叙述方式的转变正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以及历史文化的变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时这种转变也使我们看到了作家读者意识的增强。     

“王莽撵刘秀”民间传说的源流及类型

在我国中原地区的广大农村,自汉至今两千年来,“王莽撵刘秀”的传说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些故事大致分为“遇难呈祥”、“天保地佑”、“感恩相报”、“历史遗迹”等不同类型。     

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

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中提出"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观点,不惟与诗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诗歌情景观。"乐景"、"哀景"说将属人之情归为属物之性,与其"性性"、"物物"的哲学思想及"心目所及"、"貌其固有"、"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等写景原则相矛盾;将"昔我往矣"等四个景句从全章抽离并前后割裂,拟想出"乐景"与"哀情"、"哀景"与"乐情"两组"相反相成"的情景关系,立论虽新,却陷入了"分疆情景"、"一情一景"等以景就情的"阱"梏"。体会《采薇》原意,卒章乃是以节候物态的整体变化和对照,烘托因征戍日久、战事艰辛、思归心切等引发的无尽哀伤,其感人至深者,正缘于诗中所呈现并为船山反复推崇的真情实景和整体意境,而非缘于其所拟想的乐景与哀情、哀景与乐情的相反相成。     

盛唐盛世对于王维及其诗歌的造就

盛唐盛世造就了王维,造就了＂荣光外映而秀色内含＂的王维体,造就了以高华雅丽为主流趣味的王维时代。以王维为领袖的、以都城诗为中心的盛唐诗坛,其诗歌＂词秀调雅,意新理惬＂的主流趣味,即盛世贵族的时尚趣味,成为盛世诗歌美学的主流趣味,代表着盛唐诗坛最风行的主流势力。从王维诗歌的上层社会受众面的现象可推知,其诗歌在题材、意旨、气格和品级上迎合了上层社会的审美接受期待,而＂一代文宗＂的王维因为时代的造就,也成为盛唐诗坛的首席代表。     

近体诗的成熟与新美学原则的崛起——王昌龄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

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诗歌理论著作《诗格》,在继承前人以＂风骨＂为核心的古体诗审美原则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境＂为中心的若干近体诗诗学观念。在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过程当中,确立了新的美学原则——追求诗境,并且他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践行着他的诗歌理论,标志着近体诗的成熟。     

浩然作品主题变换中的建构与裂变之探源

浩然在当代作家中是一个既具普遍意义又具典型意义的存在。他在“十七年”间的创作无疑是一次尴尬的“建构”,而他在八十年代的创作仍未能摆脱以往的创作模式,出现未完全解构后的“裂变”状态。本文通过对浩然不同时期几部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的解读,试图勾勒出浩然的创作轨迹,并对其在新时期的创作转换进行探源。     

南朝目录学家王俭及其《今书七志》略论

王俭出身于琅铘王氏家族,其《七志》是我国首部私人编撰的书目。《七志》以著录当代典籍为主。收录了前代书目漏收及后代新出之书,新增《图谱志》及佛、道两录,扩大了书目的著录范围。王俭在《七志》中首创传录体的书目体例,并对东晋以来相沿成习的书目分类体系进行变更,使之更符合当时官私藏书的实际情况。这些都对后世目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