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复归现象解读——兼论大学的适应与调节机制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很多曾被否定的教育理念或者教育实践,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又重新得到认可和重视,如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文主义、自由教育向通识教育转化、市场力量的增强、学术自由等。通过分析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发现,大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不断地适应社会和进行自我调节。     

公司自治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关于公司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制度性安排。其根本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公司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矫正或弥补现代公司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人经营风险及公司规模的扩大对社会公正和秩序的威胁,使公司本身的自由与保障公司关系人的利益之间协调发展。公司治理是公司自治和法律规制的统一。     

从国家利益看文化产业的管制

背离了管制本意的管制,不但不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会导致国家利益遭受损失。因此,要解除对文化产业发展不合理的管制,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文化竞争力的提升,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困境与出路：我国性侵运动员犯罪行为的刑事规制探究

近年来,性侵运动员的犯罪行为频发,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的热点。以此审视我国运动员性法益的保护,虽有强奸罪、强制猥亵罪的刑事立法,却缺乏对该犯罪行为特殊性的深入思考,既不能在惩治犯罪人方面达到理想效果,亦不能在预防犯罪方面发挥良好功能。同时,司法中的“以纪代法”、针对性缺乏、未回应被害人需求等诸多问题,亦使该犯罪行为的刑事规制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在该犯罪立法上应有针对性采用附属刑法进行修正,完善犯罪的特别预防与一般预防制度;司法上,积极回应被害人的诉求,努力克服刑事规制过程中的各种困境,让运动员的性法益得到全面而充分的保护。     

环境规制、空间效应与农业绿色发展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基本保障。通过全局GML指数法测度农业绿色发展,在检验农业绿色发展具有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系统分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自愿型三种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依赖于绿色技术进步“单驱”驱动;农业绿色发展并不是空间随机分布的,存在“高—高”和“低—低”集聚的正相关现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都具有显著的U形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本地和邻近地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本文从异质性及空间角度讨论了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扩展了环境规制与农业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制定具有启示意义。     

支付生态竞争与监管研究进展

支付平台的生态化发展既是自身优势的自然延伸,也是产业竞争的必然结果,但由此引发的运营风险如影随形,促使支付的生态竞争及其监管模式成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基于对支付生态内涵的剖析,本文围绕支付生态的竞争模式与策略、运营风险与监管两个核心议题,系统地梳理相关研究进展。首先,分析了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支付竞争模式的演进、多边平台视角下支付竞争策略的抉择以及多方竞合下支付生态体系的竞争问题;其次,基于对支付生态运营风险的分析,探讨支付生态的监管机制与策略;最后,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境,对支付生态的运营风险控制及支付生态的反垄断监管问题进行展望,构建未来的研究框架。     

论保险合同之免责条款

目前保险合同的公平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其中尤以免责条款的适用问题最为突出。本文首先对免责条款进行法理分析,结合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的表现形式,论证其合理性的一面。接着论述不正当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的表现形式,并就此提出应从行政规制和司法控制两个方面来规制不正当免责条款。     

“波特假说”20年——环境规制与创新、竞争力研究述评

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设计良好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创新,进而建立起竞争优势。本文从"波特假说"的起源和内涵阐释出发,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对20年来"波特假说"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文献梳理和述评,并指出了主要研究不足及政策启示。最后,提出了环境规制与创新、竞争力关系的研究展望:改善数据和研究方法,加强针对环境政策设计特性效应的研究,加强环境规制影响的动态研究,拓展研究层面,加强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和应用。     

FDI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我国2000—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从FDI及其与环境规制相结合的角度实证分析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相应门槛时,其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会抑制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政府应结合不同地区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制定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以此显著提升地区技术创新能力。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