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教师PCKg研究

综合一线教师学科教学认知（PCKg）的自我总结、反思,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应该从教师教学、学校管理两方面入手,后者是前者的支撑。一线教师对中小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基本诉求是：立足基础、丰富形式、两考分离、等级赋分。     

“过重课业负担”是概念,还是判断?——针对“过负”概念及其直接目的的探讨

有关"过负"问题的研究,浩瀚无穷,但它是一个概念,还是一个判断,则始终没有提出过。这个缺失,直接制约了减负研究的深入,对减负政策及其实践都带来不利影响。本文认为,"过负"是概念与判断的复合体,但首先应作为一个概念来揭示,因为它应对着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和教育现象,它不是能在"课业""学业"或"课程"范畴中,可加以揭示和刻画的现象或问题。"过负"内涵,可以归结为四点:外驱化、高压化、片面化和高耗化。相应地,减负直接目的或目标由此归结为三个:保护或维护好儿童的身心材质这一民族的最根本的天赋资源;保障和落实儿童权利和权益;给儿童或学生留出自我发展或自主发展的必要时空。减负的这三大目的或目标,同时也体现为向"建设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这一最终目标的努力和驱近。     

民事举证责任的经济学解释及启示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证据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其与民法上的权利构成要件与权利妨碍要件的界分存在紧密联系。举证责任分配的背后有着经济理性的考量与支撑。我国民法尤其是侵权法领域习惯于采用无条件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来化解一些案件当中的受害人对特定事实的证明困境。但从预期举证成本最小化的角度考量,"无条件的举证责任倒置"未必是解决受害人证明困境的妥适方法。证明标准的适当降低或有条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也许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刍议调解中的证明问题

调解是一种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必须在调解中坚持最基本的证明观念：调解中同样存在证明的问题,当事人需要对基本事实进行证明,调解员也承担着对基本事实进行了解、查明的责任。调解中的证明与诉讼中的证明相比存在自身的独特性：调解中的证明是一种自由证明,而非严格证明;调解中存在主观证明责任,但是客观证明责任在调解中不一定发生作用;调解中证明标准具有更大灵活性,但要避免在调解中过分降低证明标准。     

钱天鹤农业思想概说

通过解读《钱天鹤文集》,发现作为中国近代较早接受西方农学教育的钱天鹤对中国农业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丰富的农业思想。钱天鹤主张引入现代科技手段振兴中国蚕丝业,强调将农业增产作为解决中国农民生活困苦的第一要务,重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这些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后来对台湾农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骈赋的情理世界

骈赋经由魏晋南北朝的辉煌发展,一直在文坛有着深远影响。至宋朝,骈赋在题材内容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宋代文人的情理世界也在骈赋中得以较为明晰的体现。颂美教化,显露出文人对朝廷的依傍;述志抒怀,展现当时文人的微妙情感;讽刺批判,透露出一种责任感;体物言情,更多的是闲情雅致。林林总总,窥见宋代文人的精神风貌。     

学业负担对初中生身体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2015全国大样本基线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主观学业负担和客观学业负担对我国初中生身体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1)初中生的主观学业负担和客观学业负担都较重。(2)各学科主观学业负担对初中生患病率有显著正向影响。(3)周中周末校内学业负担对初中生患病率有显著正向影响。(4)周末学科类课外补习时长对初中生患病率有显著正向影响。(5)周末非学科类课外补习时长对初中生患病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应统筹主观和客观学业负担一起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强化学校的育人主阵地作用,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区分不同类型的课外补习,采取分类治理精准施策。     

全纳教育背景下残障学生参加大规模教育测试的现状分析及完善建议

在国际全纳教育改革背景下,一些国际大规模教育测试中残障学生参加比例偏低甚至缺失的问题,逐渐引起国际特殊教育和全纳教育领域研究者的关注。为深入探究这一现象,以PISA、TIMSS测试为例,基于2项测试的官方报告,从样本选择、题目编制和结果报告3个方面对残障学生参加比例较低或缺失现象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残障学生参加大规模招生考试相关规定和实践,就进一步完善残障学生参加大规模教育测试提出3点建议:1)保障残障学生参加教育测试的权利;2)为残障学生参加测试提供合理便利;3)针对残障学生测试结果提供相应的成绩报告。     

论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中采用的证明标准。它从确立之日起,就是否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存在着较大争议。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纳入到证明标准当中。顺应了实践需要,体现了立法进步。但该标准存在着将“排除合理怀疑”与“结论唯一”、“排除一切怀疑”相混淆,“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不够清晰,证明标准粗放等问题。因此,应从“合理的人”、“合理的证据”、“合理的判断”、“合理的结论”等方面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重新解读。在此基础上,要切实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设置出体现阶段性和层次性的证明标准,以及针对不同主体、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民办教育合理回报制度的法律解读——基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分析

分析了民办教育及合理回报制度的内涵及性质,研究了合理回报制度的法律规范和实际案例.认为,应对民办学校进行分类,并用多元化的手段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民办学校建设,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