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辖内苏币发行的比较研究 ——以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为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都发行过苏区货币.两块苏区虽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政权,但由于两者属于各自独立发展,因此存在比较的可能与比较的空间.比较而言,上述两个苏区在货币发行的时间、货币种类、流通范围存在差异,发行机构的业务内容、组织体系、经营情况等方面各不相同.不同苏区货币的发行各具地域特色,这既是多种历史因...     

长征之憾——被拒绝的毛泽东建议

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领导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把它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红色苏区。然而,随着“左”倾路线在党内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进入中央苏区以来,毛泽东逐渐受到排挤、打击，并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第一段]     

论中央苏区政府的信息传播

政府信息传播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一系列高度整合的传播渠道进行的，旨在对内贯彻执行政策与对外塑造政府形象的信息传播活动。中央苏区政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局部执政”预演的实验基地，是新中国成立的摇篮之一。因此，从传播学的视野来考察和反思中央苏区政府信息传播活动，这无疑能够为我们今天在奔向小康社会背景下，建设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更加健全和新闻发布制度更加高效的电子化政府和信息化社会提供一些启示。[第一段]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

新中国的新闻与出版事业是从中央苏区发轫的。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全党要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必须注意有系统地进行，特别是对于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的干部。为实现这一目标，党必须切实执行下列几种方法：第一，要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从这里面提出问题讨论；第二，出版各种问题简单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印其他材料供党员作研究的参考；第三，能识字，要求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着重读基本的理论书籍，党应收集并翻印这类书籍；     

列宁主义与苏区党报:中央苏区“新闻干部”对列宁报刊思想的理解与执行北大核心CSSCI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列宁主义中所关涉的党报学说影响甚大,中共党报理论事实上也主要建基于列宁党报学说。但对相关议题,目前学界讨论较少,即便有所涉及,也大多以延安时期为起点或重点,忽略了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新闻干部"所进行的列宁主义式党报实践,也忽视了延安新闻事业与中央苏区党报列宁主义式实践的内在关联及演变关系。本文尝试以中央苏区"新闻干部"及其对列宁党报学说的理解与执行为线索,对列宁主义对苏区党报理论与实践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初步梳理和分析。     

中央苏区时期平远籍革命人物评价

平远是广东省中央苏区县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平远苏区与赣南、闽西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对平远籍革命人物参加革命的的历史背景、教育程度、主要活动和革命精神等特征的深入分析,不但会加深对粤东革命人物的研究力度,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中央苏区史的研究空间。     

任弼时青年工作思想与中央苏区共青团建设

任弼时在其革命生涯中,大革命时期担任团中央局总书记,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共青团的重建,他在革命岁月中积累了丰富的青年工作经验,为党如何开展青年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由于中央苏区期间,任弼时主要从事政府工作,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他对中央苏区共青团建设的贡献。实际上,中央苏区共青团所开展动员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完善团组织建设、深入开展团群关系等丰富内容体现了任弼时的青年工作思想。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富农的双重限制政策——以中央苏区为例

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中,富农是具有标示意义的社会阶层,它的兴衰成败直接影响到农村其他社会阶层。在中央苏区革命发展中,中共最初实行"中立富农"政策。然而,随着土地革命的兴起,中共由中立富农政策改变为限制富农政策,它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里,没收富农土地和其他多余的财产,而且在分配领域里对富农课以重税。这种双重限制政策既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体现,也是中共认为这种革命必须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必然选择。     

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传播功效及宣传启示——基于传播学的视角

红色标语作为一种特殊传播介质,是早创时期的红军用于自我密集宣传的武器和思想鼓动的载体。中央苏区红色标语宣传,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发挥了政治导向、动员激励、对敌统战、威慑斗争等功能,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瓦解敌人斗志、动员群众等方面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标语宣传的特性和本身功能赋予它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较大空间价值,启示我们在当今标语宣传中,要注重反映群众诉求、符合受众心理特点、雕琢大众语言口味和尊重客体民主话语等。     

父子情深——中央苏区红军系列家信考证研究笔记（一）

从1933年8月到1934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最危难的时刻,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战斗中,一位名叫陈祖任（后改名陈祖仁）的红军战上不间断地与父亲陈长柳通信。笔者共收集到儿子陈祖任寄给父亲的实寄封7件、信笺3页,父亲回信1件、信笺1页。这批红军系列家信寄自中央苏区多个红军部队,生动再现了一名“红小鬼”在枪林弹雨中成长的革命历程,也彰显父子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