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中的黄公略将军

黄公略,原名汉魂,字家杞,l898年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一个普通的塾师家庭.1927年12月,他参加广州起义,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黄公略同彭德怀等人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平江起义,之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十三师叫团党代表、红五军第二纵队纵队长、红五军副军长和红六军军长等重要职务,后又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第三军军长.黄公略精通韬略,文武双全,带兵作战时深谋远虑,善出奇兵,屡建战功.他当时与彭德怀、林彪、伍中豪等红军优秀将领齐名,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尤其是在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几乎众人皆知.     

《红星报》之研究总貌与可拓论域

当前对《红星报》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总体面貌与历史地位、对长征的宣传功绩、邓小平主编该报时的成就"等方面;其后续研究应从内部与外部两个视域展开系统性协调探究,以求为当今之新闻报纸与宣传工作贡献理论智慧。     

中共“一大”南方三代表陈潭秋对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贡献

1933年初,陈潭秋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并兼任中国革命史教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为苏区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期间他与犯了“严重错误”的罗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福建因扩红运动,被王明路线领导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被留在了即将陷落的中央苏区。随后,他较早地提出中央苏区留守人员应突围到敌人后方的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他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大家成功突围：他最早提出立即召开闽西南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以统一领导和指挥闽西南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同敌人的斗争,解决了分散、各自为政的危险状况,就是在这个领导核心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这是陈潭秋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重大的历史贡献。     

梁兴初与两位湘籍元帅的故事

梁兴初1912年8月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自幼为雇主打铁,深受剥削和压迫。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在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英勇顽强,机智灵活,荣获红军三级奖章。在长征中,担任红军第一任骑兵侦察连连长,多次出色地完成重要的侦察和战斗任     

中央苏区时期的社会保险政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政府在中央苏区实行了社会保险政策,为劳动者提供各种生活保障。中央苏区以国家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以及在商店、家庭内服务人员等劳动者为参保对象,保险类型比较齐全,主要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死亡保险等。     

中央苏区时期的文化建设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几经变迁,直到历史发展到五四运动后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中国才逐步产生符合中华民族发展方向的主流文化。而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产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等地的红色革命文化,堪称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     

中央苏区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法律监督

中央苏区时期的苏维埃政府被称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在当时采取了一整套富有权威、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法律监督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其主要措施有: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建立有力的法律监督机构、进行广泛的法制宣传教育、主要领导人的严肃法纪。     

中央苏区民众革命参与的动力机制探析——不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的考察

关于民众参与革命的环境因素,已有的研究大部分是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去考察的,这当然是一种较为重要的方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不以物质利益为中心,是从＂民众＂与＂中共＂互动的另一视角,希望在此问题上有所突破。苏区民众革命参与的动力机制有以下三个层面：首先革命的嵌入得益于一种非此即彼局面的初步形成,革命成为民众的＂理性＂选择;其次是中共党人对＂不满＂的汇集与解读,民众觉醒的逐步完成;最后是革命荣耀的＂酿造＂,在总体决战与集体狂欢中革命洪流水到渠成。     

苏区精神研究视阈下的中央苏区精神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系列革命精神形态中,中央苏区精神与苏区精神是种属关系。中央苏区精神是苏区精神的核心内容,它在层次上与其他苏区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是平等的。在苏区精神的研究中,尤其要深入开展中央苏区精神的研究,以尽快改变中央苏区精神研究与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不相称的状况。     

民主执政: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基本理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局部执政的执政党。争取广大的群众,扩大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成为中共当时的重要任务。民主执政是中共扩大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目标,也是其在中央苏区执政的重要理念。为了实施民主执政,中共选择工农民主作为自己的执政原则,而基层民主是实现工农民主执政的主要途径。中共实行了市、乡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克服乡(市)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弊端,中央苏区还实行代表联系制度、代表主任制度、召回制度和委员会制度,创新了工农大众参与政权的主要形式,保证了工农大众民主权力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