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关系新探

董仲舒继承了诸子百家,尤其是先秦孔孟荀的义利观念,并形成了自己的义利观。回顾四十年正谊明道与义利观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到很多学者把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联系在一起,认为是董仲舒正谊明道的义利观。追根溯源,正谊明道是董仲舒为回答江都王越有三仁问题而言,正谊明道是仁人的标准,与董仲舒义利观本来没有关系。宋代朱熹开始把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联系起来,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正谊明道成为中国古代义利观的经典名言,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并非原作的经典名言现象中的一个。     

试析邓小平的义利观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义和利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义利统一观,既大力倡导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又大力倡导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把物质利益原则和道德准则有机地统一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     

董仲舒义利观的思想源流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的哲学家、政治家,他的儒学思想对我国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封建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从思想渊源、思想理论、思想影响等方面,对其义利观作了探讨。     

颜元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颜元义利兼重、道功并收的义利观,达到了该时代的高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义利观在继承毛泽东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邓小平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人民的干部要积极满足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鼓励人民群众去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重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在邓小平崇义尚利的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义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一定的利为基础,义促进和指引着利的实现和发展方向,义利的实现要相互协调。邓小平义利观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论图书馆开展导读服务

图书馆对学生进行必要的书刊导读是图书馆发挥和实现自身教育功能的重要举措,它对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都有重要意义。导读可运用多种方式来进行,搞好导读是图书馆工作者对读者服务形式之一。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本精神及其得失

先秦儒家在义与利的价值关系中是主张以“义”为重的,但并没有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只不过是主张人们对利的追求应当以“义”为指导,强调“义”对“利”的必要制衡。更为重要的是,“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是维护人的尊严与崇高之必需。先秦儒家批判利欲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唯利是图和为政贪暴的。先秦儒家对每个主体都循义而行、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对重义尚德的崇高人格的追求,都有着普遍的、恒常的价值和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时期,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围绕义利问题提出了重义轻利的主张,奠定了中国传统义利观的主流。现如今义利关系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重提先秦儒家义利观对新时代背景下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传媒放纵的表象背后

当下传媒娱乐化趋势已达到了空前泛滥的境地,娱乐在媒介社会功能的演变过程中越发凸显其重要性,但与之相随的是,后现代传媒亦陷入了道德不确定的困惑之中。传媒背后金主的商业本能、大众审美情趣的日益低下加之政府监管部门的政策不力等原因,导致传媒娱乐被一味地放纵并使得传媒的底线一再被挑战或突破,放纵与教化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突出。解决放纵与教化的矛盾,其实质在于传媒业要主张什么样的义利观、如何处理好"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从《史记》一书看司马迁的义利观

司马迁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他的义利观充分体现在他的《史记》一书中,本文以《史记》一书为例,粗略探讨了司马迁的义利观：一、追求物质财富是每个人的本性;二、经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三、要用道德来调控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