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保的历史性质与福利依赖

城市低保户工作与生活,伴随着“国家一市场”制度性转型,一般经历了从体制化维持向生计性维持转变的过程。体制化维持阶段一般包括稳定预期、稳定预期固化、延续预期与被迫的主动三个子过程。在生计性维持阶段,工作从过去蕴含着丰富而稳定的整体生活,骤然变成维持基本生计的手段。低保制度的建立为其家庭生计维持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这不仅应被理解为党和政府的关怀,也具有一种对其长期工作贡献以及转轨利益牺牲的间接补偿功能。低保制度的历史补偿性以及救济性,基本决定了低保福利依赖观点是一种理论的想象和对现实问题的“错位”归因。城市低保目标的阶段定位应从补偿性、救济性向能促性转变。     

文化研究在我国兴起的原因及其困境

19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不仅仅是西方理论的又一次"中国旅行",而是有着具体的本土文化语境.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化、世俗化的社会现实与大众文化迅速崛起是其兴起的社会现实基础;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困境,以及走出这种困境的焦虑,是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打破学科体制对学术研究的束缚,冲破学科壁垒的限制,是其兴起的另一动因.但同时"文化研究"也存在被它所所挑战的文化工业和学术体制收编,以及丧失文学研究的审美维度的可能性.这种困境是必须警惕的.     

关于创造力、创新与体制化的教育——兼析中美阶段性教育制度设计理念的差异

虽然很难为创造力与创新给出精确的定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不难直观地体验到其存在。创造力、创新与体制化的教育间存在一个悖论:常规性的创造力和创新往往离不开对既有知识的理解和把握,然而,局限于既有知识的刻板规训又往往会抑制非常规性的创造力和革命性的创新。因此,根据人的成长规律和特征,在不同教育阶段有针对性地拓展学生想象力、陶冶其审美情趣、呵护其好奇心和求知激情,继而培养其独立精神、理性地反思和批判意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摆脱这一悖论。中美比较研究表明,我国的创造和创新活力匮乏在教育领域中的主要症结所在,或许就是阶段性教育制度设计理念存在的偏差。     

“热心的少数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史前史——评徐德林《重返伯明翰》

重申1956到1964年间“作为一种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文化研究”,并非是为了将它从“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意义上归入“史前史”,而是指出这种“批判性智识努力”同样贯穿于i964到2002年间“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它并没有因为“体制化”而自己弱化这种努力。     

公共事件传播中网络与传统媒体的议题互动

正纵观近年来受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议题是由网络最先设置的。首先,传统媒体是高度体制化的存在,具有严格的把关机制,无论是在新闻的选择还是报道方式和内容上,更多体现的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表达或反映的舆论也往往获得了体制的认同。虽然近年来已有走向娱乐化趋势,但对可能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或是挑战传统道德底线的事件会采取预先控制机制加以淡化,甚至忽略,缩小事件影响。其次,传统媒体的新闻来源渠道较网络相对单一,网络中的每一个用户除     

论专业化、体制化时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知识分子的话题表现出了复杂性。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普遍”的超脱阶级集团的知识分子没有生存的土壤,“普遍”是虚妄的。彻底的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就不把“正义、真理”寄托在某一个具体的阶层、职业乃至个体身上,社会良知、普遍正义不是知识分子的独享物,而是“分有”给各行各业,形成职业道德和内心的良知信念,而维护职业道德和良知信念的主要力量在于以法律、道德、舆论等良性的规则构成的社会结构关系网络。     

大学教学的乏味化及原因探析

高校学生规模由于连续扩招迅速扩张,大学教学活动受到规模压力,生师比失衡也增加了教学交往的困难.然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既不是教学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也不应成为漠视问题的托词.教育产业化在指导思想上扭曲了教育的宗旨,而行政主导下教务管理的严格规制,使得教学活动因为缺乏自由裁量而丧失感染力.大学教学的乏味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体制化现象.     

希望:奔向自由的力量——解读《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体制化与救赎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表达人性主题的励志电影,揭示希望带给人的巨大力量。通过影片中的情节,析出体制化与救赎的定义,解读体制化的代表人物Red和Brooks。两人内心的不同,导致两人出狱后截然不同的命运。其中重点解读影片中救赎的代表人物Andy。不管肖申克的环境多么恶劣,Andy心中永远怀揣希望,救赎自己,影响狱友。最后,通过解读得到启示:恐惧让你沦为囚犯,希望让你重获自由。     

数字信息服务的问题分析及其完善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数字信息资源的激增,数字信息服务已成为信息服务的主流模式。本文首先对数字信息服务内涵作了全面阐述,然后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重点从品牌化、管理体制化、个性化3个方面对数字信息服务的完善进行了研究。     

晚清“科学士绅” 西方科技在中国体制化发展的最早践行者

鸦片战争以降,传统中国社会遭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士绅社会身份群体的组成成分和角色发生了变化。至洋务运动时期,以徐寿为代表的新兴知识职业群体运用西方科技发挥社会功能,并因此取得"科学士绅"社会身份群体成员资格。这一社会身份群体的形成同时也是西方科技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体制化发展开端。"科学士绅"亲身实践科技以整合社会、领导公共事务,西方科技由此借道于中国传统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乃至社会体制,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对社会成员具有规制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