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天赋型人才的培养浅析

基于美国天赋教育的启示,在对运动人才培养的现实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运动天赋型人才培养的设想。认为运动天赋型人才教育具有恢复竞技本真,提升运动员社会联系能力;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加快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加强运动天赋型人才培养,提高运动员成才率,提升我国竞技训练水平等价值。对运动天赋型人才教育学内容体系进行了初步的建构。     

地方视域下体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以“舞貔貅”个案为例

在特定地域内积淀起来的地域文化,是学校开发特色课程的重要水分和养料。文章在阐释体育课程与地域文化的交互作用,体育课程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的类型基础上,并结合派潭中学"舞貔貅"课程开发这一案例,对地域文化视域下体育校本课程的开发策略进行了研究。     

江苏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实现

本研究旨在构建指数评价模型,对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创建过程实现科学量化评价。在梳理国内外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涵盖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中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概念界定及其内涵要素,分析了指标设计中需要兼顾统筹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和实用性要求。在指标体系的经验预选基础上,经历了两轮较大规模的专家调查及指标筛选过程。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后形成《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指标体系(1.0版)》。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计算其综合得分,实现指数评价。     

融合与独立:信息化时代下体育方法学的变革——“体育元理论与方法论——跨学科体育方法学建设”论坛综述

体育学科的发展建设,作为学科发展生命线的方法论理应被研究者们深度审视。2015年秋季的《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以"体育元理论与方法论——跨学科体育方法学建设"为主题,将体育科学方法论建设置于本土化、独立化、信息化等社会变迁中讨论"体育元理论和方法论、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理论与方法、大数据"等问题。这可以促进体育研究者的研究规范意识,拓宽体育学术研究视野,推动体育学科体系的完善和独立。     

江苏体育改革发展动力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江苏体育在公共体育服务、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方面均取得了成绩,但同时,由于路径依赖、制度障碍、方法陈旧、供给失衡等原因,江苏体育也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任务艰巨、转变体育发展方式缓慢、体育事业发展不平衡、体育改革创新力度不大等突出问题。面对现状,本文分析了江苏体育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指出了江苏体育改革的目标与路径,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加快建设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优化体育产业发展环境、激发体育社团活力、推动公共体育场馆运营改革、建立协调创新平台机制、加强体育文化建设等举措。本文进一步指出,全面深化江苏体育改革,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继承与创新、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促进繁荣与加强管理等几个关系。     

谈体育是一种文化——与薛有才教授商讨

薛有才的《体育文化学》是一部论述体育文化模式的创新之作。书中提出:体育是一种融健身、娱乐、竞技、教育于一体的人类身体活动的文化模式。而"体育文化模式"则是从文化的视角对斯泡特运动项目(sport event)的形式、发展和创新构建进行的审视,尽管全书体系多有问题,但将运动项目的研究提升为一个文化研究的新课题,则是颇有创新意义的。     

陕西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程度的研究

通过运用"保障水平与平均水平之间的比值"来研究地区均等化的相对进程,从公共服务"投入—产出—受益"3个维度对陕西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相对进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陕西公共体育服务总体保障水平、产出供给水平、受益保障水平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增长比较明显。陕西公共体育总体保障水平、投入水平、产出水平、受益水平呈现区域阶梯分布特征,关中地区明显高于陕北、陕南地区。陕西公共体育服务总体保障水平、产出水平的不均等化程度在逐年加深,投入水平、受益保障水平均等化相对进程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     

大型体育场馆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的职能分析

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大型体育场馆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的职能进行分析。大型体育场馆具有足量供给体育本体公共服务、政府购买服务主客体的统一、反馈需求、服务弱势群体、解决就业及提供培训、为体育社会组织提供挂靠服务、公共服务示范辐射、服务经验交流与指导等职能。最后,提出了充分发挥体育场馆公共体育服务职能的相关策略,包括发挥体育场馆协会组织职能、完善公众反馈机制、进一步完善优惠和免费开放政策、进一步完善"以奖代补"政策、政府加大服务购买力度、完善服务绩效评价体系、拓宽公共服务融资渠道、完善问责机制等相关措施。     

职业体育行业集体谈判制度域外考察及其启示

集体谈判对于解决职业体育行业劳资纠纷具有重要意义。域外职业体育行业集体谈判制度成熟完善,包括健全的劳动立法制度和司法审判原则、行之有效的职业体育行业集体谈判运行机制,以及令人瞩目的劳资集体谈判合作趋势。这些经验做法给我国带来包括加强职业体育劳动立法、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职业体育行业监管机制以及建立职业运动员工会维权组织等重要启示。     

论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管辖机制的特殊性

从发展历程来看,上诉管辖机制虽然自国际体育仲裁院建立初期即已经存在,但它的逐渐完善却是不断改革的结果,其中应特别注意1992年 审理的GUNDEL案带来的广泛影响。与国际商事仲裁不同,此种针对体育组织决定的上诉管辖机制极为特殊。上诉管辖的依据,无论基于体育组 织的章程,还是当事人订立具体的仲裁协议,都只是在满足瑞士法的信赖原则的基础上发生拟制的合意;上诉管辖的条件,其不仅要求当事人用尽 体育组织内部的救济方式,还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提起,具有行政案件处理的特点;上诉管辖的范围,它虽然主要解决体育组织和会员之间的管理 性质的纠纷,但也包括因对组织处理下属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雇佣争议作出的决定不服发生的纠纷,具有广泛性的特征。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管 辖机制的特殊性已经获得了能够撤销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瑞士联邦法院以及此类裁决潜在的承认或执行国法院的认可,有必要引起体育界的重 视。故此,在接受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管辖机制并对包括《仲裁法》在内的现行法规定加以完善的基础上,未来在确立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时,应极 力构建我国的体育仲裁上诉管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