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大，痛苦小

印度佛学大师身边有一个整天喜欢发牢骚的弟子。一天,大师吩咐弟子去买些盐。待弟子回来后,大师让弟子抓一把盐放在一杯水中,并叫他喝了。     

解读李煜的千古之愁——以《虞美人》为例

李煜的《虞美人》以其隽秀的文笔和细腻的情感成为千古流传的名篇,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让无数的读者产生情感的共振,李煜之愁是人生悲极之处超越自我悲天悯人的普世关怀,李煜之愁更是诉说着芸芸众生难解的人世之愁。     

唐代数学家张遂其人其事

张遂是我国唐代卓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佛学家。他在数学领域,发明了自变数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在天文学领域,发现星体运动规律,制成水运浑天仪、黄道游仪,且测量出了地球子午线长度;在佛学领域,翻译了《大日经》,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密宗理论的权威著作《大日经疏》,最终使得唐代密宗形成。     

唐代儒释道文化之兴盛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唐代尽管出现过唐初重道、武后重佛、中唐儒佛对抗、晚唐排佛重道的此起彼伏的社会思潮,但三教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并行存在、各自发展。唐代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包容性特征,直接促使唐人形成充满活力的艺术创造精神。这种艺术创造精神表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方面,则呈现出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喜人景象: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以韩愈为首的"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和以白居易为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与初唐陈子昂高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的文学革新精神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横贯全唐的现实主义诗学精神,有效发挥了"诗教"的社会功能;在道家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唐代士人在"兼济"无望的情况下,遂选择了"独善"的避世归隐之路,他们遁迹山林,神游云霞,其诗歌想象之丰富奇异,意象之瑰丽神妙,意境之凌虚飘渺,将浪漫主义的诗学精神推向了新的境界;在佛学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式的佛学——禅宗"即心即佛"、"无着无住"的随缘任运的思维形式与"当头棒喝"的"顿悟"意念,直接渗透到唐人诗歌的艺术中。     

佛教唯识论的主体认知结构分析

从近现代认知理论的角度来看,佛教唯识论大体包含着以下三个认知结构层次:“八识”说(即关于主体认知的心理结构)——“四分”说(即关于主体认知的能力结构)——“生识”说(即关于主体认知的发生结构)。本文将依次阐述,愿求正于方家。对认知主体结构的关注,是近现代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德国古典哲家康德所开创的主体论哲学传统已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19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佛教唯识论者也非常注重认知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梁启超曾明确地指出:“法相(唯识)宗书数百卷,     

论佛学对梁启超晚期史学的影响

梁启超晚年偏爱佛学,在史学研究中大量使用佛学话语来解读历史和史学,倡导史学界重视佛教和佛学,故其晚期史学思想也深受佛学理念的影响,在历史发展动力、因果律的理解及经世致用思想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思想倾向,体现出明显的佛学取向。佛学的影响使他更加注重历史发展主体性因素和精神作用,塑造了其晚期史学的基本风貌,并使其得以融汇佛、史,以佛家的胸怀践行史家的天职。     

浅谈魏晋时期玄学对佛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玄学中的清静无为思想与佛学的轮回转世等思想相互融通,相互渗透。一些高僧大德更是把佛教教义渗入玄理,使得玄学对自西传入我国的佛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了魏晋佛学的发展与传播。     

吕凤子美育观的佛学内涵

吕凤子的美育思想是中国近现代美育思想史上最有现代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体系之一。这个体系的形成来源于吕凤子对中国儒、道、释三家主体文化的精深研究,同时也接受了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影响。吕凤子的美育观倡导的是为人生而艺术、尊异成异、就异成异、还人为人的非物教育,其中蕴含着丰厚的佛学思想。     

士族佛学与魏晋士人人格美

《世说新语》展示的士人人格美至今令人仰慕,这与士族佛学有很大关系。士族佛学是佛学与中国士人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士族佛学的诞生既使佛学得以在中国士人间流传,同时也解决了魏晋士人们的精神困惑,使他们展示出宁静从容的人格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