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杂传与唐人小说——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序

正我在研究唐前古小说和唐传奇的过程中,一直关注杂传这一文体,因为它和杂史一样,与小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杂传常游移于史传与小说之间,成为史学史与小说史上一道特别景观。杂传的这一特殊品格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文言小说——或曰古体小说——本来就是从史书分化演进而成的。所以与其说杂史杂传与小说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不如倒过来说更为准确,更能显示历史演化的逻辑关系。明人陈言曾说:"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颍水遗编·说史中》)只不过在小说蔚为大观之后,从小说反顾     

理论突围与话语更新——《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读后

当今中国已经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时代所需要的文化艺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而文艺的繁荣发展又必然内含和要求文艺理论的创新建设、文艺理论学术话语的概况与表达。     

“意象的语法”——论弗莱文论中的语言学

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园地里,加拿大人诺思洛普·弗莱以其独树一帜的原型批评理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弗莱的文论不仅借鉴了许多语言学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而且提出了自己对于语言学的一些真知灼见,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文学理论与语言学这种相补相融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古代汉语单音节颜色词发展的基本途径

以古代汉语单音节颜色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义素层面、认知层面、词汇层面和文字层面来进一步考察古代汉语单音节颜色词的三种基本类型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的基本途径。     

索氏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探析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博大精深,它与结构主义文论关系密切:通过类比的方式运用于文学研究,从而积极地影响结构主义理论的构建。相应地,索氏学说的局限亦对文学产生消极的影响,这为结构主义文论为何存在缺陷和面临质疑提供了语言学上的解释。     

论金批《西厢记》文论思想在清代的传播生态

成书于清初的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是中国文论史上的名著。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中提出并阐发了诸多极富理论创见的文论思想,然而这些文论思想在清代的传播却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传播局面。金批《西厢记》的文论思想在清初影响极大,并得到李渔、毛纶等文化名人的继承和发扬。然而清代中期之后,其文论思想的传播却出现失承的态势。之所以如此,既与清代的文化政策、思想风气有关,也与清代戏曲发展的形势有关。     

印度现代文论转型期的特殊美学观——以A.K.库马拉斯瓦米和M.希利亚南为例

20世纪初,印度现代文论进入复杂而微妙的转型期,这一特殊动态也反映在文艺或美学领域。A.K.库马拉斯瓦米和M.希利亚南对传统美学进行现代阐释,也对当时轻视印度艺术、美学的某些西方中心论者予以驳斥。他们为殖民时期印度思想的西方传播做出了贡献,但其某些论述也带有强烈的"反话语"痕迹或民族主义色彩,值得认真思考。     

碑与帖

正大凡古代刻有文字的石头,人们在习惯上都通称之为碑刻。如汉代的《张迁碑》、唐代的《多宝塔碑》。还有秦代的刻石、汉代的摩崖、六朝时的墓志,等等,人们也称之为碑。帖,人们通常把前人写在帛绢和纸上的短札尺牍通称为帖。帖,当然也包括后人把古代书家手迹刻在石碑上的法书,亦即汇帖或丛帖。如《十七帖》《淳化阁帖》等。碑学、帖学,是指研究考订碑帖的源流、时代、体制、优劣、拓本真伪与先后以及文字内容等为对象的学科。     

纪晓岚戏台楹联

<正>纪晓岚曾经拟写过一副戏台长联,脍炙人口,传诵甚广。其联曰:二帝生,三王净,五伯七雄丑末耳。汉祖唐宗,也算一时名角。其余拜将封侯,不过掮旗打鼓跑龙套;四书白,六经引,诸子百家杂曲也。李白杜甫,能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总是沿街乞讨耍猴儿。可以说,在中国汗牛充栋的楹联宝库中,此联上下千古,声大而宏,目光如炬,异趣天成。非纪晓岚者,断乎创     

魏晋六朝饮食文化与文学探究

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政治混乱的一个年代。战争的混乱成为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南北人口不断迁移和融合的过程中,魏晋六朝时候的饮食也在潜移默化的变幻,胡人和中原的交流同样丰富了魏晋六朝时期饮食。魏晋六朝时期饮食文化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也中国饮食文化重大的转折点。魏晋六朝时期文学发展迅速,众多的文人创作和饮食分不开。魏晋六朝的饮食文化为文人创作提供了题材,文人的创作也推动了魏晋六朝饮食文化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