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科学地研究纸与印刷术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评钱存训的《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修订本)

钱存训,江苏人,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自1948年任职美国芝加哥大学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书史方面的研究。与书史有关的书籍制度、纸的制造、印刷术的缘起,都在研究的视野之内,60年代曾有英文本的《书于竹帛》一书问世。纸与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文明的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钱存训教授的孜孜努力,在英语世界中既注意到国内考古的新成就和国外汉学研究的进展,又搜集中国文化在西方国家传播的迹象与记载以及散出的文物,获得了当时国内处于封闭状态中学者难以了解国外研究的发展动态,和西方国家中一般人中国文化浸润不够深厚故难以企及的成就。著名的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特约请他为系列著述《中国科学     

出史版话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中国印刷博物馆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发展和传播,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人们把印刷术称为“文明之母”。     

毛笔与印刷术的历史渊源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发明都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是在前人长期经验积累基础上产生的。     

辨章学术 嘉惠学林——评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

正中国古代官刻图书自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已初见端倪,历经宋、元以迄清朝,已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对推动古代图书出版及文化教育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清代近3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央官刻图书紧随着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亦步入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无论从编刊图书的机构设置、制度建立,还是从其出书内容、数量、印刷技术、装帧水平和发行流通等方面,均在因袭前代的基础上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官刻书史、印刷史和文化史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因此,广泛而深入地研究清代中央官刻图书对清史及文献学的研究显得     

雕版印刷与类书漫谈

对北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从而提高了人们对宋版书的特点和价值的认识。通过北宋四大类书说明了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和贡献。     

拓荒始于“扫叶”：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读后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事业,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以后,形成以雕版印刷术为主流的模式。经过长时期的应用普及,逐渐形成坊刻本、官刻本、家刻本三足鼎立之势,一直持续到清末。有清一代,民间书坊经营时间延续最久,刻书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要数继常熟毛晋汲古阁而起的席氏扫叶山房。因此,孙毓修（1871-1922年）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中说：“清时书坊刻书之多,莫如苏州席氏扫叶山房”,“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谷林（1919-2009年）、汪曾祺（1920-1997年）都曾在文章中赞扬扫叶山房所刻书的贡献,并表示期待,有人能从中国出版史的角度调查扫叶山房的始末,写成一篇报告,记录下其“嘉惠士林”的贡献。如今,复旦大学博士杨丽莹这部拓荒性的《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的问世,终于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我国明朝的图书出版管理研究

明代图书出版快速发展,全国各地遍布书坊,图书出版和流通各家多元化,图书市场管理体系也不断健全.文章在对明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社会政治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明代图书出版的管理机构和政治取向都进行了深入分析.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小引

西方有箴言说:“最聪慧的人,必受益于他的前辈。”此言简略地说明了研究历史的重要。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才能正确地走向未来。历史可以知兴替,供借鉴。但历史漫长,人生苦短。冯桂芬说“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校邠庐抗议·议采西学》)。就今天而言,近代史对我们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