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作证的困境与出路——基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分析

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证人普遍不出庭的困境,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证人人身保护制度、证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证人强制到庭制度以及拒绝作证的制裁制度,从积极鼓励与消极制裁两个方面来促使证人出庭.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得新增规定的操作性不足,导致新法实施之初证人不出庭的局面并未得到较大改变.解决证人不出庭的困局,需要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补充,从而为司法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导.     

论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程序——从审判实务审视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

拟对审判监督程序的基本制度加以阐述以明确最高院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的积极意义。     

再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司法解释对银行业务的影响——兼与曹毅商榷

作者对<中国律师>发表的曹毅所写的<浅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司法解释时银行业务的影响>一文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著作权审判：原理解读与实务指导

《著作权审判：原理解读与实务指导》将著作权案件审判中适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范畴归纳为26个专题,对著作权保护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纠纷的审判思路进行详细梳理,结合相关典型案例．在基本法律制度和司法解释规则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条件下,为读者详细整理出著作权司法保护的理论基础和实务操作要领,     

黑哨案又燃司法解释之争

司法解释上的不协调,给司法实践带来诉、判罪名不能统一的麻烦。龚建平黑哨案就是一例     

等同原则在中国

采用成文法的中国,自1985年建立专利制度以来,在《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中都没有对等同原则作出任何规定,只有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等同原则及其适用作出过规定和解释。尽管如此,中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从未停止过对等同原则的适用,而这也使等同原则的适用在中国一直充满了争议和不确定性。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限初探

刑法司法解释是一种有效解释。文章提出了解释主体权限问题，并对高检的解释权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刑法司法解释不得突破刑法规定，尤其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还必须受到刑法立法解释的限制。     

民事执行中司法解释的演变对判决解读的影响——以一起抚养案件判决的执行为例

从一起抚养案件判决的执行可以看出，民事执行中司法解释的演变可能会导致对判决主文不同的解读，执行法官要理性地比较判决的不同解读并进行选择。一般而言，在民事案件判决的执行过程中，应根据现行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来解读一份判决。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我国司法解释制度浅析

我国的司法解释,不论是制度、内容,还是价值取向,都有其独特之处。考察我国司法解释制度有利于了解我国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从而可以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提出更有效,更实用的改革建议。本文拟通过从法律解释制度这样一个侧面,来观察我国司法机关在我国的地位,从而反思当前人们所推崇的“司法独立”等种种现代理念,是否可以适用于中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