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大美”观与“崇高”之比较

中国美学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其中"大美"观念便是先秦哲人对于审美形式、内容的独特把握,而崇高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审美范畴,我们不能轻率地将二者等同起来.     

"主客合一"与"主客二分"的神话学解读——以中希主调神象"异位"比较为视角

对中西文化“主客合一”与“主客二分”的论断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满意的论证。以中国、希腊神话的主调神象差异为视点、架构起“神象与自我意识”的关联规律,即神象“三像”的变更是人类自我意识“三我”演进的自画像,并以此为理论尺度,可使“主客合一”与“主客二分”的中西文化品质在中希两族主调神象的“异位”中得到满意的诠释。     

论汉代的秋冬行刑制度

秋冬行刑制度创设于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形成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是在西汉时期。汉代的秋冬行刑制度对保证农业生产、巩固统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但其本质是把封建司法神圣化,同时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适者得寿

常言道：“适者得寿。”说明养生得长寿,“适”为大前提,即主动适应外界环境,并且时常保持身心舒泰。这也是传统文化的“和”、“顺”思想在养生中的体现和运用。首先,养生之“适”,当“道法自然”。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和合”的整体,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一元之气构成,受阴阳、五行法则支配,因而“生气通天”。如（（黄帝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中医养生学吸收这一、思想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即“天人一体”、“天人相应”。     

跨文化语境中儒学道德观对现代社会之启示

以超验的基督教为西方文化原型和以世俗性的儒学为中国文化主干的简单二分法,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虽然受到批评但确实具有概括性意义。西方的伦理精神在经过历时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后,已经陷入危机之中。随着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入,通过对基督教和儒学中所包含的道德体系进行比较,以揭示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对缓解由现代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基于有序样品聚类最优二分割算法的滑坡演化阶段划分

利用有序样品聚类的最优二分割算法,对新滩滑坡检测累计位移数据进行有序聚类划分,再结合加速度变化特征对滑坡演化阶段进行划分.结果显示新滩滑坡初始变形阶段和中等变形阶段划分点为1979年8月,中等变形阶段和加速变形阶段划分点为1982年9月,而加速变形阶段中初等加速与中等加速的分界点为1983年7月,中等加速与临滑阶段的分界点为1984年10月,与实际监测基本吻合.表明根据有序样品聚类最优二分割算法和滑坡变形加速度变化特征可以对滑坡演化阶段进行准确划分,并为滑坡预警预报提供依据.     

国外生态奖惩机制对生态浙中的借鉴性研究

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人类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层面来寻找解决生态问题的良策——生态奖惩机制是人类对自我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通过一些强制性手段、方法和机制进行奖励和惩罚,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扭转工业文明发展与自然的背离。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生态奖惩机制以及国内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和归纳,从而借鉴其中的可用之处,制定符合浙中地区发展要求的生态奖惩机制来建设天人和谐的生态浙中。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及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天人感应”思想是儒家杰出代表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核心。他构建了人格化的“天”来约束或指导人们的思想、行为,用体现天人感应的“祥瑞、灾异”来约束王权,以实现他所倡导的“仁政”和“王道”,不仅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而且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依然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中,“天”是指自然生态,“人”是指人类,“感应”是指自然生态和人类行为的相互作用。     

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二分立法模式的确立与坚守

视听作品有两种不同的著作权立法模式,即视听作品一分模式和视听作品+录像制品二分模式.作为作者权体系国家,我国著作权法从一开始即采用二分模式,并一直沿用至今.随着视听产业的创新和发展,著作权法中电影作品和录像制品的概念与规则已不适应实践需要,急需修改和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应坚持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的二分立法模式,并通过重构视听作品独创性标准解决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的认定难题.     

论物权行为的效力规则

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是物权与债权二元划分的支撑。物权变动的"双重要件"要求物权合意与公示行为得同时具备,方可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物权行为的成立和生效可参照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但适用规则中亦存有诸多重大的差别,特别表现在无效的物权行为、可撤销的物权行为和效力待定的物权行为中。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分离原则逻辑推导的必然结果,由于无因性的本身存有的缺陷,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小范围的突破。整个物权行为理论在具体案例中应用的价值与善意取得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