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与旧官僚: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递嬗

无论是帝制时代的父死子继,还是革命所造成的政权倾覆,或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新旧政权的更迭,都必然会对新政府的人事构成产生影响。北伐后,大批具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在顺利实现政权更替的同时,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平稳过渡。然新政权使用新官僚,是为当然之事。吊诡的是,对于北伐之后的新政权而言,旧官僚固然"旧",新官僚却似乎并不太"新"。这种"新旧杂糅,亦新亦旧"的现象虽为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特征,但作为一个新政权却未能在官僚的人事构成上展示其新的一面,从而为其迅速沦为旧政权埋下了伏笔。     

历史视野中的《传播的偏向》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传播的偏向》看完。不得不承认,对我来说这本书十分难读,不过受益匪浅。书内容博大,不仅在于其囊括了从巴比伦到古希腊、从中国到近代美国的各种文明形态,还在于其独特的媒介定义。传统的观点或许认为,古代的媒介只包括口语、纸笔、文字等很少的几种。但是在英尼斯看来,从方言、货币、雕像、宗教、算术到官僚组织,都是媒介。连羊皮纸、莎草纸、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都是截然不     

从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支配论角度分析战后日本官僚体系的成败

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各方面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这与“现代官僚制”的建立密不可分。但20世纪末,日本行政体系部分改变了最初的设计。制度执行的不彻底、官员贪污、渎职犯罪剧增,使官僚制度不再像韦伯说的高效率机器一样运作。日本社会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陷入低迷。本文通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支配论来分析战后日本官僚体系成败的原因。     

通知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艰难生长起来的，它饱受外国资本的压迫，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排挤，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及军阀官僚的压榨，因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秦汉民爵获得途径述略

秦汉民爵的获得主要有军功获爵、事功获爵及国家赐爵三种基本途径。这三种途径扩大了民爵赐予的范围，并在事实上引起了社会等级的变化。它们对秦汉国家的富强和迅速崛起功不可没。然而随着秦汉官僚制的逐步成熟，爵制中的非理智因素与之产生了矛盾。另外，秦汉赐爵历史已有四百多年，“以功赏爵”的原则已不似先前那样明显，人们对爵位的重视程度也大不如前，滥赐爵位及买卖爵位的增多即是其表现，爵制渐而泛滥实属必然。     

秦汉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

与古代贵族政治下各级官吏具有凝固性的身份特征不同，秦汉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官僚的流动性促使整个官僚队伍在类型和结构上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扩大统治基础，并可能地吸收和同化各类社会势力，将他们的纳入官僚制之中。社会势力的官经也是他们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政治联系的唯一通道。秦汉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奠定了中国古代官僚类型和结构的基本模式。     

新公共管理应补充理性官僚制--论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模式选择

“新公共管理取代官僚制”，是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而中国行政改革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极其复杂性，需要应对多方面的挑战。因此，中国行政改革应跳出西方发达国家的思维定式，坚持实施“新公共管理补充官僚制”的发展战略，努力构建一种理性官僚制为主，新公共管理为辅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教育的公共治理:现代性的境遇及其超越

教育公共治理的现代性境遇是一种多元关系中的境遇。表现为官僚制生产与教育市场化之间、科层管理与民主参与之间、标准化管理与人的多样性需求之间、教育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等方面的紧张关系;归根结底在于教育治理中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超越而不是完全抛弃教育管理中的官僚制;如何定位教育管理中的政府限度问题,而不是把公立教育的质量问题完全归罪于官僚制,归罪于政府的权力。教育治理理论与实践需要自我检讨与自我完善。在公共性的基础上以人为本的教育治理或许是一种较好的思路。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的公立学校制度创新思考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公立学校是用一个长期契约把教师和其他要素组织到科层体制内进行教育服务的生产组织。设计有效的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约束—激励机制,降低代理成本,是学校制度创新的关键;构建一个具有活力的学校教育服务体系,需要启动一个开放的演化进程:内部竞争、外部竞争和政府职能转变。     

清代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

正鳌峰书院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津门楼鳌峰坊于山(原九仙山)鳌峰北麓,始建于清朝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由当时福建巡抚、理学大家张伯行(公元1651~公元1725年)捐俸所创建,并因其正对于山的鳌顶而得名。在其建立后的近200年时间里,一直是八闽大地上最重要的文教中心和最高学府,在当时算得上是全国一流的"重点大学",为福建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对壮大当时闽学的声势、扩大封建官僚队伍起到了重要的里程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