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论“议会民主制”——理性“铁笼”的祛除与一战后德国政治生活的重建

韦伯毕生所关心的问题是理性化/官僚制与自由的关系,他试图在现代社会理性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去寻求捍卫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政治方案。以往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对韦伯“领袖民主制”的探讨上,并认为领袖民主制的宪政框架无法清除极权主义要素,因而也就无法实质地去应对理性化问题。这些研究忽视了韦伯为消除德国官僚制危机而提出的另一种可能——议会民主制。韦伯设想的议会民主制体现了其试图用卡里斯玛来疗救官僚制,同时又希望用议会民主来约束卡里斯玛的良苦用心,理论层面上是比领袖民主制在应对德国官僚制所带来的自由危机方面更为合宜的选择。     

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内容、特点及实质

中国封建监察制度是国家机器的制衡器。从秦汉至明清，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发展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进程同步。它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确立而诞生，又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渐趋完备。在演进过程中，封建皇权对监察机构控制的逐步加强与监察机构不断完善就成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政府责任模式的演变及其启示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它首先是一种治理理论；而政府责任是责任政府实现的制度化途径和方式。西方政府责任模式演变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政府责任模式三个阶段。其责任模式成功经验可供我国政府责任模式的建构借鉴。     

浅析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中国化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现代公共行政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运动。它的许多理论凸现出我国未来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找出新公共管理与中国行政管理的切合点越来越成为当务之急。     

论科举制在士大夫从商中的作用

宋代以后，士大夫经商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学者通常将其归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认为随着商人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士大夫亦随之转变其贱商观念，并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积极地参与经商活动。实际上，商业的发展仅仅是士人经商的原因之一，若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来看，科举制的实行与其大有关系：正是由于科举制的实行，才导致士大夫整体政治、经济地位的降低，并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不得不通过从事一向看不起的商业活动，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现代公司科层组织与“ 官僚失灵”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逐步明晰企业的产权问题。而影响和制约着产权明晰的另一问题是企业本身的科层组织的转构的合理性。科层组织的发展是随着企业发展,管理范围的扩大,管理层次的增加,管理职能的独立和部门化而发展的。但由于原先陈旧管理体制的影响,新型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未真正就位的转轨时期,企业内部的权力划分及制衡因素处于左右为难的时候,从而产生管理上的盲区,即“官僚失灵”。     

政府体制改革——扬弃现代理性官僚制

本文从对理性官僚制的分析入手，阐述了其优点和缺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的政府改革应该立足于自身的条件和国情，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应该建立的是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理性官僚制。     

古代史家成才的客观因素剖析

并非只靠勤奋、甘坐冷板凳等主观努力就能成为优秀史学家。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作为基础，这些主观因素才能发挥有效作用。就古代史家而言，史家出身家世，早期教育状况、稳定的经济条件对史才、史学、史识的形成有主观努力不能起到的作用。当前，我们在鼓励史学工作者刻苦钻研的同时，不应忽视这些客观因素的作用。     

赵国官制考

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初步形成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国王是最高统治,国王以下建立了以相国和将军为武百官之长的封建官僚制度。在相国之下有处理政务的司寇、御史、内史、郎中、行人、田部吏等官吏;在大将军之下有统领军务的将军、国尉、都尉、裨将、军中侯等军官;与将相平行的还有教导国王或太子的师、傅、博闻师、司过、左师等官。此外还有为国君服务的官吏、有宦令等。纵横交错,统取决于君主,构成了君主制的官僚体系。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资产阶段的早期理论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段的认识和态度是否正确,往往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实现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艰辛探索的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对中国资产阶段的不同部分未作划分阶段,二是对中国资产阶有的不同部分开始进行初步划分阶段,三是对中国资产阶级不同部分划分进行广泛探索阶段,四是对中国资产阶级不同部分进行科学划分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