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主体的身份与共犯问题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通说的观点，认为贪污罪是“纯正身份犯”，其身份特性为“国家工作人员”。然后对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即在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单位财物占为已有的如何定性进行了探讨。在分析“主犯决定论”、“分别定罪说”、“主要客体决定说”、“贪污罪说”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正确理解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含义，将主观要件作为核心，在对上述人员定罪时，主要考虑主观上利用了谁的职务便利，如果是相互利用，则要考虑数罪并罚和想象竞合犯。     

刑法中行为对象人法定身份评析

我国《刑法》中的行为对象人法定身份可分为被害人身份和非被害人身份两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是被害人法定身份中最重要的保护对象。法庭属于国家审判机关的组成部分,聚众对其进行冲击的危害性并不小于聚众冲击其他国家机关的危害性,因此,应提升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法定最高刑,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法定刑一致起来。非被害人的行为对象人大多是犯罪的受益者,当其具有一定身份时,就使得行为人或者构成犯罪,或者构成更重犯罪,或者被从重处罚。鉴于单位行贿罪的对象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升该罪的法定最高刑,使其比单位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处罚更重。     

婚内强奸定性初探

近年来随着女权主义思潮的兴起,婚内强奸这一触及到人们最为敏感的区域--家庭性暴力,引起了国内外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围绕这一问题各界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婚内强奸的定性以及规制的问题.文章围绕婚内是否有奸和婚内有奸应否定罪以及如何定罪问题展开了对婚内强奸的定性分析.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现实价值

期待可能性理论源于德国对"癖马案"的判例,具有重要的定罪、量刑和罪过的判定功能。期待可能性理论能指导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目前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已有一定的运用。     

共同数额犯研究

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数额犯的数额就可能存在多种形式,案件或者各个被告人究竟按照什么样数额标准定罪,就显得十分复杂.因此,分析共同数额犯的定罪数额标准和量刑数额标准,对于共同数额犯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对我国共同数额犯理论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吻定罪

1993年3月9日，16岁的少女罗斯和同学去明纳多大峡谷春游。第二天上午，罗斯和同学在丛林中走散，然后失踪。5天后，在人迹罕至的悬崖下，警方发现了罗斯的尸体。索拉市警方经过现场勘测后得出结论：罗斯是在迷路之后失足掉下了悬崖。[第一段]     

电视法制报道如何避免“媒介审判”

一、何谓媒介审判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news paper),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     

关于刑法中定罪量刑时体现的价值判断

<正>刑法规定了对于罪犯的各种各样的刑罚,所以刑法是一种恶,一种必要的恶,一种保护国家、人民利益的恶,一种迫不得已的恶。如此,刑法只有在为了制恶,并且非刑法不足以制恶的条件下才启动。因此,刑法的锋芒指向是确定的,即对社会有严重危害、触犯了刑法规定的行为——犯罪行为。各国刑法都有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     

媒体评价对刑事审判的影响及其对策

媒体评价对于司法审判有着深远的社会价值,然而司法公正需要法官在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下作出裁判,现实中媒体评价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因素分布在媒体、司法和民意三方面,我国需要尽快建立媒体评价与司法公正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清代地方诬告案的发生——基于二元规范话语的考察

清代地方判牍中充斥着大量诬告案,对此,法史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解释,所谓“为图准状而诬告说”,但此观点尚有值得商榷的余地,解决之道在于回答“什么是诬告”。通过考察清代地方判牍发现,地方官话语中的诬告与中央规范层面的诬告认定上存在不一致性问题,地方官话语中的诬告有非规范的一面,有时只是一种事实表达,当诬告的是轻案时,对后果、情节和主观方面的表达多有忽视,其目的在于进行话语威慑,使一方息讼;而诬告的是重案时则趋向中央规范层面,定罪上会依照律例之规定,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告诉后引虚、危害后果或情节严重性等方面,继而从轻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