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的宗教思维及与理性思维的关系

希罗多德信奉宗教,并且还在较轻的程度上相信民间的各种迷信,他的理性批判能力有着局限性;但是,与之前的历史学家相比,他的思维能力已经和现代人接近.是西方历史学的真正开创者.其宗教思维和其理性思维的关系是复杂的,两者所应用的范围既是重舍的,又是有所分离的,相互交错在一起,相对和谐地共存着.     

古希腊文化传统与希罗多德对波斯的态度

如何解释希罗多德对波斯的同情态度,史学界众说纷纭。多数学者注重从希罗多德的政治背景和史家素养来考察他对波斯的立场。笔者认为,希罗多德对波斯的态度,主要是受到希腊文化传统中宽容精神的影响。古希腊人的宽容精神,从荷马时代到城邦历史的终结,代代相传,最后积淀为希腊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与西方史学的目的论起源

以往对古希腊史学的研究注重对史学形式与内容的陈述,而很少思考它们产生的原因与环境,即进行解释。事实上,只有对史学实践依赖的日常生活世界有所了解,我们才能迈入理解古希腊史学的大门,而只有明了史学产生的目的与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才能对当代史学的变幻有所领悟。作为西方史学的开创者,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及他们生活的世界,便是我们首先要理解的对象     

基督教史学传统下的希罗多德解读模式

以往历史研究者一般认为,希罗多德史学缺少清晰的线索,选材也很随意,好像没有经过认真的设计,他们因此而表现出某种不屑,以为史学在起源时就难免表现出如此这般的原始性。很少有人想到,希罗多德史学或许有着特定的学术背景和自觉的思想支撑。把希罗多德史学的"散乱表现"看作原始性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基督教历史观念的影响。我们知道,历史叙述一定是当时语境的产物,历史研究却必须分清研究对象所处语境与研究者所处语境的双重影响。这两种语境之间的张力既是推动历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也可能成为误读和过度阐释的根源。在基督教史学传统中,线性史观及目的论可能在阅读策略及研究进路上产生重要影响。以此为标准来理解希罗多德史学,必然会将目的性、完整性以及一致性的缺位当作历史撰述原始性的表现,从而有可能忽视人类早期历史意识的多种可能性及合理性。而从一个东方学者的角度,借鉴一个同时代的中国古代文本来反思一种在西方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历史认知模式,由此探索人类历史意识所可能呈现出来的某种特殊形态和历史逻辑,或许会获得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     

论希罗多德的求真精神

对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历来褒贬不一,贬之者认定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史料常流于轻信且重文轻史,笔者承认希罗多德的作品的确有些不足之处,但希罗多德确实是他那个时代朝着求真精神走的最远的一位史家。     

论希罗多德《历史》在竞技报道中求真的勇气

从北京奥运会出发追溯历史,古代希腊人对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奥林匹亚竞技和其他的竞技会有过“报道”。这些竞技“报道”给后人提供考证古代竞技可贵的史料。不仅如此,古希腊先辈们在竞技报道中闪现的智慧也弥足珍贵。     

希波战争──西方史学产生的重要契机

西方史学自希罗多德的《历史》的问世而诞生。希波战争对此起了重要的催发作用。希波战争在当时不仅吸引着希罗多德对它予以记载，而且深刻地教育了希罗多德，使他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进步的史学思想。由于记载了希波战争，希罗多德初步地运用了批判的方法，使其著作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脱离了散文纪。事的性质，西方第一部史学著作由此诞生。     

重新解读希罗多德的失误

世人对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历来褒贬不一,贬之多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史料常流于轻信且重轻史,一是希罗多德的作品中神命史观极为浓厚。希罗多德的作品的确有些不足之处,但希罗多德更具求真精神且人本史观表现亦很强烈。     

关于斯基泰文化起源的思考

希罗多德记载,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由亚洲迁来,取代了黑海北岸原有的土著居民——辛梅里安人。因对这段史料解读方式不同,现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在研究斯基泰文化起源时,提出了亚洲起源论、本土起源论和第三种理论。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地震为何拒绝雅典援助

雅典和斯巴达从希波战争中的盟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兵戎相见,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国际关系史中最重要的事件。而发生在公元前464年的斯巴达地震则是影响斯巴达与雅典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这是斯巴达与雅典第一次公开冲突的起因,而斯巴达监察官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则是导致这次公开冲突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