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科学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运用

如何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服务,使政策的出台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增强政策影响力,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西方知识运用学派的相关理论,然后分析了影响社会科学知识运用的因素,最后探讨了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被政府运用于政策制定的途径。     

发挥科技创新人才集成优势的对策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化的加速发展,科学研究涉及的空间尺度,投资强度和复杂程度的加强,使科技创新人才的群体合作上升为科学研究的关键性条件,而发挥科技创新人才的集成优势应放到战略地位加以规划和组织。它包括：重视科学学派的建设,显现人才的乘数效应,构筑世界一流科技中心,强化创新机构的名牌效应,培育创新文化,营造创新人才的“生态环境”。     

企业应付变化的战略:渐进主义--一种基于组织学习的分析框架

信息时代环境的复杂性和不可完全预测性的特点，对传统战略理论提出了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企业采取一种渐进主义战略来应付急剧的变化。战略是一种学习模式，学习能为组织提供一种对环境连续的适应性。本文认为，组织学习是一个个人改善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他们共同思考和行动，促使战略模式的形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组织学习也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刍议弘扬张子和攻邪学派的几个问题

自2000年以来,着力对张子和攻邪学派的研究和弘扬,每年一次的全国张子和学术研讨会分别在河南开封、内蒙二连浩特、河南百泉、北京召开,今年将在10中旬于四川成都召开第5届全国张子和学术研讨会,并且同时举行“全国中医药科研设计与论文写作高级研修班“(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批编号:320500005,授继教18学分).借此次学术会议和研修班征文之机,谈一下有关张子和学术研讨中遇到的几个小问题,以期先贤请教.……     

科学界的奖励系统与越轨行为——默顿学派对默顿科学规范论的丰富和发展

文章阐述了默顿学派关于科学奖励系统的本质、类型、功能以及奖励与越轨行为的关系的思想,朱克曼对科学中的越轨行为及其社会控制的研究。     

中国古代档案馆

中国最早的档案馆是周王朝建造的天府。凡国家贵重的宝器物品和重要簿籍都由天府保管收藏，负责管理的官员称守藏室史或柱下史。著名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曾任此职。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代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     

传统学术与话语权力的关系——以两则书院史为例

书院教育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传承模式,对以儒家学术话语为主导的古典学问具有重要的影响。袁枚认为唐代开始兴起的书院"为修书之地",并非如后世的书院那样有专供士人读书学习的机制,这也说明书院的功能定位不只是单纯的教育。民间书院由私人书斋逐渐转变成公开读书、治学、会友的场所,又在官府鼓励下成为培养政治人才的代理,最后两者相互融合而成为一种民间士人与官方思想双向互动的     

“六家”与“九流”观念研究述论

"六家"与"九流"观念源于汉代学者建构的先秦诸子学术谱系,迄今仍然是认识先秦诸子学术群体的基本参照框架。近代以来学界从概念、方法、新材料等层面不断质疑此框架,多有学者在概念层面,将先秦、秦汉学者所论之"家"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派",实则难以与"家"的历史含义完全对应;将《汉书·艺文志》视为狭义的"目录学"分类,又低估了其学术史价值。大量新材料的发现,填补了部分先秦学术史的"空白",但却在研究倾向上出现高估出土文献学术史价值的趋势。而新方法的导入,对于先秦诸子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但却以汉代学者的研究框架作为对立面,忽视了其"平等"的方法论价值。平心而论,在目前条件下,新材料的发现、新概念的引入、新方法的导入等,并不足以动摇汉代学者的研究框架,相反在更深层次上再一次证明,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思想谱系的研究成果,依然是基础性且富有启发性的。     

章黄学派与20世纪的《说文》学

章黄学派取得了超迈前代的历史性成就，它于《说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系统地进行了《说文》的语源研究和字族系联，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继承发展了乾嘉学派的“以古音求古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