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续）

适应伟大历史转折,进行出版方针上的拨乱反正1977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批判“两个估计”后,出版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日趋深入。在拨乱反正中,重印中外文学名著、重新启动鲁迅全集编辑出版工作、规划少年儿童图书出版、排除“四人帮”对中外语文词典编纂工作的干扰,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但毕竟限于某些局部的出版领域。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和全党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就要求在出版全局上、在整个出版指导方针上进行更为深刻的拨乱反正。这主要是纠正长期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出版指导方针,确立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党报理论版走下“圣坛”的又一探索

多年来，党报的理论版是令读望而敬畏的圣坛，典型的像革后期拨乱反正的大块章，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头章，振聋发聩，至今叫人记忆犹新；像响当当的社论、评论员章携政策之重和领导机关之威，令读只有“政治学习”这样一种选择态度。别说普通群众，一般干部要想在理论版发一篇章也是十分难的事，普通编辑记在理论版发章也是少见的。     

公共政策何以攸关国家的科技定位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国家出台的科技公共政策发生过三次比较大的转变:一是拨乱反正,为科学技术正名,为知识分子平反;二是把科技进步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杠杆,强调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三是引导科技朝可持续方向发展,倡导绿色科技、生态文明。国家决策层通过科技公共政策的调节器作用实现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科技定位。目前,科技公共政策研究亟待从目标、方法和理念等方面进行调整。     

新中国历史教学大纲演变概述

赵亚夫教授在《我国历史课程改革走向分析》一文中,认为新中国的历史课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到1965年是确立新中国历史课程基本性格的时期：1966年到1976年是历史课程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1977年到2000年是由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2000年至今是实施21世纪新课程的时期”。本文以社会变迁为背景,以历史教育目标的变化为依据,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颁布的22个教学大纲划分为三个阶段。     

新中国中小学体育教材史论纲（二）

六,1977年～1987年,这是学校体育拨乱反正,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以求实的科学态度,改革、建设、发展的十年     

新时期初期拨乱反正史学思潮初探

从“文革”结束至８０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以“拨乱反正”为特征的史学思潮。本文分三个阶段说明这一思潮的发生、发展和转变,并对各阶段的特点和代表性观点进行概括和介绍     

“拨乱反正”话组句

语言表达讲求连贯。近年来的高考语文对这一方面的考察常以乱句组连或判断选择的形式为之．也许是人们在心理上就逆反于这个“乱”字．抑或是对句子的拨乱反正确乎难理出个头绪．人们对此方面的试题往往感到棘手头疼,其实,在此类题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找到一些办法的。     

历史·节点：邓小平与一个时代

本书全景再现了1976年至1984年间,从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到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艺术性地刻画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群像,展现出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勇气和智慧。全书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唤起中国人的集体回忆,让读者屡屡为之落泪,触动我们心灵深处的感动。全书以故事形式展开,却远远超越故事,是历史,也充满着反思,在写邓小平,更在写大时代。它让经历过的人重返现场,回味当时,也让未曾经历的人走近真实的邓小平,走近那个特殊时代的真实生活。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由贬毁《全元文》所引起的思考

《前线》杂志２０００年第３期所载《文化的挽救与振兴》一文，对编纂《全元文》颇有贬毁，以为挽救“该死”的古籍是“文化的反动”。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理论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２０年前，拨乱反正、百废待兴，陈云同志主要抓两件事，一是农业，二是古籍整理，前者关乎生存，后者系乎发展。时至今日，回顾陈云同志当年指示，乃可见其高瞻远瞩。古籍整理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它对于中国未来的文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编纂的“八全一海”等…     

发展源自思想的解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是我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到今年整整三十年,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职业教育培训事业迅 速发展,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拨乱反正为根本,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确立了提升企业职工基础文化、基本技能水平的工作方针。这一时期,伴随着对技术工人也是人才问题的热烈探讨,职业教育培训事业稳步前进。在政策层面,形成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为代表的,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政策体系,也为今后这一领域的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