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磨一剑-《中国编辑史》(修订本)序

我和福申相识,渊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上海出版工作协会主办的<出版史料>(季刊)上的一段"文字之缘".那时我们曾撰述、探讨、切磋1929-1930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热潮中出版的<出版月刊>.     

清代史家视野下传统史学的得与失

清代史家王鸣盛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中，包含了他对司马迁到欧阳修等一系列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记》至《新五代史》十九部正史中有关历史撰述方面的精辟论述。既显示了其研究领域之宽广，又展现了一位史学名家对历史著述的关注与热忱。王鸣盛探讨历代史家思想之旨趣，以及对历史著述者主体意识的着力开掘，值得我们反思。     

怎样提高中学历史教材语言表述水平——以古代历史撰述为借鉴

学习、借鉴和发展中国古代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对提高当今中学历史教材语言表述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学历史教材编写者首先应提高史学修养,发扬古之良史据事直书的求真精神,学习传统史学注重史识的优良传统,吸收古代史书史论的丰富遗产,学习和发展古代历史撰述在遣词造句和编次组织上的优良文风和叙事技巧,做到真实、正确、恰当地表述历史,使中学历史教材语言表述更确切;同时注重使用传统史学“尚简”笔法,如剪除重复、去掉浮词的做法和“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述方式,使中学历史教材语言表述更凝练;在确切和凝练基础之上还要重视和借鉴古代历史撰述文史结合的传统,学习历史著作重视有意义细节描写、采用“互见法”组织材料、叙述通俗等写作特点,采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使中学历史教材语言表述更生动.     

试论史传文体的特征与撰述——以南朝三史书撰写为例

史传文体是古代,尤其是南北朝文体中一种重要文体,其渊源有自,章法可循。古人重史,源于人们对史学性质、史传体例和史传撰述的认识。其中,他们又将科学地合理地建构史传体例作为撰述的重点,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和实践。体例确定之后,写什么,怎么写,随即进入实际撰述阶段,其成败得失,由史家的史识、史笔、史才所决定。南朝现存的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便是严依这一撰述规律而被历史保存下来的典范之作。它们既是后人研究后汉、宋、齐历史的重要资料,又是探讨研究南朝史传文体的重要范本。其撰述成功,再现了南朝史传文体蓬勃兴起的历史。     

《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闽籍作家考

《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著录的闽籍作家中,部分作家字号、著作卷数、功名时间等缺载存讹。现考得张甄陶、高腾、张际亮等16位闽籍桐城作家字号、著作卷数,可补原著缺误;另闽籍刘国柱师从朱仕琇,受古文法,民国《闽侯县志》有传。赣籍鲁仕骥师从闽籍桐城作家朱仕琇,与桐城作家交往密切,承继古文文脉,民国《建宁县志》、同治《福建通志》、光绪《邵武府志》均有传。按原书体例,予以增补。     

唐代史馆略说

史馆之称，北齐时已经出现，但那仅是指负有修史之责的秘书省下属机构作省。作为一个独立的修史机构，史馆是唐朝贞观三年(629年)才设立的。唐代史馆的撰述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修撰国史，一是修撰实录。国史的修撰，始于太宗贞观初年，断断续续进行过多次，至德宗时方告结束；实录的修撰，也始于贞观时期，太宗之后，遂形成传统，几乎每个皇帝在位时都要组织人力为自己或前任修撰实录，即使颓运季世亦不例外。在唐朝存在的近三百年问，唐代史馆形成了一套以监修国史为主导、史馆史官为主体和政府支持为后盾的独特的修史制度，它不但对当时史学有很大影响，对后世史学亦影响颇巨，五代十国基本上是一仍唐旧，宋、辽、金、元、明、清也不过是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     

"然非有力不能尽写"——中古医籍受众浅论

中古时代技术水平的局限导致书籍的受众面十分有限,医籍由于自身的特点在这一方面的缺陷尤为突出.长久以来医籍的传播呈现"点对点"的样态,虽然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努力改变现状,力图实现"点对面"的传播,但技术手段的局限导致成效甚微.在这种背景下,医籍撰述者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其著作往往建立在与特定受众对话语境之上,一些占据较大篇幅和重要地位的论述其实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局限性.这与北宋印刷术普及之后的状况有一定差异,是从事中古医疗、疾病社会史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历史撰述和历史教学的庸俗化与通俗化

从文学性到小说化,是历史撰述与教学戏说化的准备阶段;从小说化到戏说化,是历史撰述与教学庸俗化的生成阶段。历史撰述与历史教学庸俗化的生成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历史庸俗化具有杜撰历史、颠覆历史因果关系,异化历史教化功能、唯利是图等特质,危害甚大。历史撰述与教学的通俗化具有真实性、因果理性与教化性、大众性与生动性等特质。因此要让历史撰述与教学从庸俗化走向通俗化,就要遵循历史通俗化的原则,从思想、学识、学风教风、制度等方面着手改变。     

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

明代从中期开始, 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 立国以来一直困扰统治集团的“北虏南倭”问题更加突出出来。在边防危机的刺激下,出现了大批有关边防史地的撰述。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具有批判现实弊政, 要求改革的色彩, 在编纂方法上亦表现出丰富、生动、注重文献考实的特点, 与同时兴起的“实学”思潮有一定的联系。而因海防危机引发的海防海权问题的讨论, 意义尤其深远。对中国史学中专史的发展亦有意义     

白寿彝先生关于民族史撰述的理论思考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回族历史学家,一生于民族史的撰修倾注了很多心血,他在《中国通史·导论卷》的开篇第一章即提出中国民族史的撰述问题,通过对民族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发掘民族重新组合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路径、结合史书题材对民族史撰述的影响、关注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以及统一多民族历史修纂的实际操作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富有创建的思考,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民族史撰写是有很大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