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果山”到“大观园”——理想人生与社会现实之比较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花果山自由自在的生活,后来幸运地走上取经的道路,西行途中得到众神的慷慨相助,最终既为社会作出贡献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孙悟空的人生经历体现了在明代心学思想影响下,以吴承恩为代表的文人士子对人生的美好憧憬。《红楼梦》中生活在大观园的贾宝玉,向往纯情任性,厌恶仕途经济,却被家庭责任、父命母爱、家族利益牢牢束缚,最终绝望弃世。贾宝玉的人生姿态体现了在清代严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遭受家庭巨变的曹雪芹对现实社会的理性思考。这两个艺术形象共同折射出中国传统文人济时救世的文化     

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及其实践探索

毛泽东早期伦理观的核心是“实现自我”的思想,其根本目的是想从伦理道德变革入手来改变社会。毛泽东在此观念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造活动。     

我要做“救世宰相”

于谦是我国明朝的诗人,出生在浙江一个官宦之家。在于谦七岁那年,有一个叫兰古春的僧人见他生得面相庄重,谈吐有致,便主动为他相面说：＂此儿长得出奇,将来一定是个救世的宰相。＂僧人虽为附会之言,却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留下     

谭嗣同的佛学思想探微

谭嗣同由一个郁闷的儒生到崇尚佛学解脱心理困境，既与其个人经历有莫大关系，也与其平生志向有关。接受佛学不仅使他得到新的思想营养，还使他得到温暖的人际环境和新的人生境界。他所吸收的佛学内容如“无我”、“平等”、“心力救世”等，是他解脱心理困境和拯救社会的主要思想资粮。     

《荡寇志》主题“救世”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荡寇志》＂反动说＂几成定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开始摆脱阶级论的政治思维,《荡寇志》的人物、叙事艺术、认识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人们对作品的主旨却往往避而不谈。立足于文本,联系作品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身份来考察,可以发现,《荡寇志》与其他水浒小说一样,都是古代士人救世情结的流露,《荡寇志》以救世为宗旨。     

黄宗仰与民初政潮

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的近代爱国名僧黄宗仰,从参加张园拒俄集会,到绘图纪念庚子国耻;从发起中国教育会,组建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到结缘<苏报>,所言所行充分表现了他满腔的忧时之心、爱国之情和济世之志.他与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党人声气相通,交相援引,成为沪上新学界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面对民初革命党队伍日趋严重的分裂局面、窘迫的财政困境,以及由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事件所激起的风潮,黄宗仰因事因人,契机契理,以接连不断的时评政论,呼吁维护革命党人的团结协作,倡导劝募国民捐以抵制对外借债,直斥袁世凯独裁专制,讴歌年轻的民主共和国,表达了力图维护共和制度、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真诚愿望,也标志了他应机而化的思想跨入了又著新色的阶段.     

行道救世 保存国粹 程千帆先生的精神遗产

1977年高考制度改革,我幸运地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於次年二月从黄海之滨的农场来到千年古都的南京,由下乡知青变成了大学生。同年八月,程干帆先生应匡亚明校长之聘,重返母校任教,从珞珈山边来到锺山之麓,由街道居民变成了大学教授。从那时开始,我便一直在老师身边学习工作,     

文学中的灾难与救世

联合国减灾委的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少数灾难多发的国家之一。灾难的主题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均有反映。在举全国之力抗击"5·12"地震灾害的今天,我们应该痛定思痛。崇尚科学的同时,文学中反映出来的灾难与救世观念同样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许地山创作的宗教色彩

许地山的创作建构了一个极具宗教色彩的艺术世界。他以崇高的道德提倡,完美的人生倡导,理想的人格塑造为切入点,来展示其创作独特的宗教底蕴,并从更深刻的文化层面上,将所要弘扬的人格精神和救世理想充分地表现出来。     

明遗民徐芳寓言散文之刍议

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素以寄托深远、发人深省的寓言体散文名世。他的讽世寓言多以动物为喻,或指陈人性的善恶两面;或借喻明末的社会现实,讽刺自私自利的朝廷官员;或嬉笑怒骂,暗藏机锋,直指儒林丑态。他的志怪故事则驰骋幻想,书写异域风情、鬼神灵异,寄寓惩恶扬善之旨,启发世人反躬自省,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或有一定启发。徐芳作品包含深刻的现实关切与批判意识,负载着作家意欲捍卫儒家道德体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