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梦琐言》看唐代文士与朝臣的关系

五代孙光宪撰写的笔记小说《北梦琐言》记载了当时的一些文人轶事、士大夫言行和社会风俗人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部笔记小说的材料,被后世引用,如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本文以其中文士与朝廷大臣交游的材料为依据,分析当时的文士与朝臣的关系。     

“丕植争储”与邺下文士之关系考论

从现存建安"同题诗"和"唱和诗"可以考见,邺下诸文士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丕植争储"的政治漩涡,他们的诗歌创作与"丕植争储"这一政治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出独特的政治品性,是建安诗风"慷慨多气"的重要原因.     

从拒绝到认同——以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立场转变为中心

宋末元初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群体在政治地位和生活境遇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元初,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元廷官员贪污暴敛使他们生存环境更为艰难。但是元廷统治策略的变化对南方文士的命运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元廷对儒学的重视使南方文士群体与元廷找到了契合之处。南士群体在夷夏观念的摇摆之中历经了由拒绝到认同,再到主动合作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诗歌中所表达的遗民色彩、故国情结的虚幻性。     

苏轼变法思想探论

苏轼对待变法的态度存在着前后不一的“矛盾”。从仁宗朝的锐于进取,到神宗朝的敛退保守,苏轼的变法思想经历了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苏轼认为,变法是一项渐进的事业,必须贯彻“相济”思想和采取“持中”策略;变法必须崇“礼”重“德”,“任人”重于“任法”。苏轼变法思想体现了“尽其自然”的“任情理”宗旨,也有着“自信则惑”的意气用事。苏轼对变法思想的论述,透露着鲜明的文士习气。     

魏晋文士人格裂变及其历史意义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政治高压和思想领域“才性之争”的影响,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士的人格发生裂变。这一分裂过程可以从他们的情绪变化、生活起居、情感流露等方面表现出来,而这次人格裂变的历史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突出表现为“人的觉醒”和由此产生的“文的自觉”。     

哲人爱国之辩证：应当引申的与不应遗漏的

在“9．18”之后那悲惨的日子里，天津《大公报》学副刊从10月21日开始，分期连载贺麟先生的长《德意志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编吴宓先生——既是贺的老师，也是此写作的动议——特加按语说：“当此国难横来，民族屈辱之际，凡为中国国民，无分男女老少，应当憬然知所以自处。百年前之德国，蹂躏于拿破仑铁蹄之下，其时士哲人，莫不痛愤警策。     

唐代贬谪永州地区的文士考略

贬谪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此相关联的贬谪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州作为当时相对偏僻落后的地区,是古代特别是唐代贬谪人士较为集中的地方.考证以柳宗元为主的贬谪永州地区的唐代文士贬永的原因、时间、在永的活动,了解以柳文化为主的永州文化的底蕴成因有一定意义.对作家来说,贬谪不仅是他们人生经历的转折,也往往是其创作转折的契机;作为一个地方,往往因有贬谪人士活动遗迹及其创作流传而为之增色.     

柳永人格新论

柳永有着极其矜持的内心世界：既崇尚人格自由、鄙弃功名、蔑视权贵又渴求功名、期望经世致用，既离经叛道又继承了儒学优良传统，其人格中呈现出封建主义文士人格、狂士人格、艺术家人格的某些特征，虽复杂多重，却光彩夺目。     

论唐代庶族文士阶层的形成与古典叙事文学之自觉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进行梳理,我们会发现,古典叙事文学成立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先有一个介于门阀世族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庶族文士阶层形成并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然后,叙事文学之自觉才有可能,叙事文学才能大量出现。中国古代庶族文士阶层形成强大的力量并和掌握话语权的门阀世族形成抗衡是在中唐时期,因而叙事文学的自觉也是在中唐时期。抒情文学由唐前极盛至中唐而退缩,叙事文学由民间而文人、由文人创作的不自觉至中唐随着庶族文士阶层的形成而走向自觉。     

论唐代封禅与文士的关系

本文详细考察了唐代文士在封禅活动各个步骤中的主要任务,揭示唐代封禅是以儒生、文学之士为主角;唐代封禅给文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和竞技的平台,大量文士因为封禅得到升迁,封禅也成为文士写干谒作品的题材。本文还梳理了唐代文士封禅观的演变过程,指出唐代文士的封禅观在当时是与主流思想一致的,后人基于不同的封禅观,对他们劝帝王封禅的行为横加訾议,这是有所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