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渔洋——论传记文本中王士禛形象的塑造

王士禛一生在仕途和文学方面都有极高成就,集部院大臣与诗坛领袖身份为一,后世其传记在形象塑造上也就主要分为名卿与文士两类。其中前者根据视角又可以分为家传、私人史传和官方史书三类：家传类依照传统写作模式,在完整刻画王氏一生事迹的同时又多有歌功颂德之言;私人史传侧重其良吏和贤臣才能;官方史书则更注重其天子近臣身份,多有借立传教化天下之意。文士形象主要围绕王士禛诗学成就立论,赞赏与批评之音皆有。其背后原因既有文体写作模式的影响,也和不同作者的修史心态有关。     

略谈唐代文士的读书习业生活

唐代文士为了科举考试谋出路,也为了人生的各种需要,或是长期的读书习业的熏陶而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要,他们一生中有长期的读书习业的生活。在读书习业生活中,他们惜光阴而笃志好学,处逆境去诱惑而苦学,有着各式各样的丰富多彩的读书习业道路与生活。     

唐顺宪朝文士参政意识与政治地位

唐朝是我国封建体制高度完备的阶段,唐文士的参政意识迥异于历代,顺宪朝文士是其中的最典型代表。“二王八司马”事件,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积极参政等,昭示着顺宪朝文士政治地位处于唐朝历代以来的最高阶段。唐文士大多富有政治热情,积极地为争取较高的政治地位而不懈奋斗,唐文士这种积极入仕的心理至顺宪朝趋向成熟,政治地位由而得到实质性提升。     

唐代贬谪永州地区的文士考略

贬谪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此相关联的贬谪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州作为当时相对偏僻落后的地区,是古代特别是唐代贬谪人士较为集中的地方。考证以柳宗元为主的贬谪永州地区的唐代文士贬永的原因、时间、在永的活动,了解以柳文化为主的永州文化的底蕴成因有一定意义。对作家来说,贬谪不仅是他们人生经历的转折,也往往是其创作转折的契机;作为一个地方,往往因有贬谪人士活动遗迹及其创作流传而为之增色。     

一字联

对联的出句和对句,以五字和七字居多,一字联则是字数最少的对联,属对联园地中的珍品。一字联看似简单,可要     

王翰自定排行榜

以"葡萄美酒夜光杯"(《凉州词》)一诗知名的王翰,出身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的豪贵之家,"枥多名马,家有伎乐","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旧唐书·王翰传》)。为人豪放不羁,善写歌词,喜欢自歌自舞。文士祖咏、杜华等人钦佩王翰的才名,经常与他交游。     

五代武人的精神追求与文士的处世权谋

五代武人在大一统政治格局瓦解的形势下,个人权力欲极度膨胀,忠君道德观普遍淡薄,其利益权衡,更多以现实权力格局和利害关系为基准。但仍然有部分武人追求以忠君为核心的传统道德精神。而后唐君臣对唐室正统地位的继承与维护是这一追求的体现。五代文士在武人强势的政治局面下,普遍明哲保身,鲜有忠贞耿介之士,政治道德水准较前代下滑。但仍有部分文士敢于进谏,影响统治者沿儒家化政治方向施政。后唐文士对唐朝政治制度的追求,以及后晋文士关于契丹事务的议论,都为五代政治留下深刻的时代印记。     

东魏、北齐文学集团研究

东魏、北齐时期,文士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且集中,在文坛领袖的倡导之下,切磋诗文、品评文艺,彼此之间奖誉提携,极大地提高了文士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具有了比较明显的文学集团属性。     

宋玉作品的时间意识考论

春秋战国之际,新兴士群体形成,其形成标志是文士主体性的生成。在文士主体性研究的视域下,宋玉作品开创了中国文人时间意识的特定内涵——时间焦虑。文士的时间焦虑指文士对年华流逝而功业难成的人生困境的焦虑,它源于文士所感受到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是由文士高扬的主体性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建设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主要表现为季节意识。宋玉消解焦虑的方式是探索和追求"守高"的文人生活方式。     

中国古代灵异报恩小说的文化学分析

基于民间文化又不断吸收正统思想的＂报恩＂是中国几千年文学的主题之一,它超越时代并与人们诸多的文化观念互动,形成一种自成体系而又较为稳定的文化心态。中国古代灵异报恩小说在历时性的发展中展现了共时性的特征,动物报恩型主要倾向于吸取民间文化而精灵报恩型在民间文化的底色上儒家文士文化成为前景。每一个时期的报恩类型都是作家们在民间与正统的思想中进行的一种不完全的超脱,但这种不完全的超脱又是对前一个时期报恩作品的艺术与思想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