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文人的狎邪游看明末文士之风尚

明代中后期,文士们的旅游休闲活动悄然成风,这其中,狎妓游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旅游休闲方式,让笔者颇感兴趣。尝试以当时文人笔记小说为分析材料,从他们在狎妓活动中的所记所感出发,试分析明末江南的士人风尚以及相对应的文士价值观问题。     

寒素文士的“刺世愤歌”:西晋前期的疾邪论

西晋前期与奢靡、结党、士无特操的政风紧密相关,刺世疾邪之作大量涌现。鲁褒《钱神论》、王沈《释时论》、刘寔《崇让论》、张载《榷论》皆讥世呵俗,火气甚大,文风多样。     

从《北梦琐言》看唐代文士与朝臣的关系

<正>五代孙光宪撰写的笔记小说《北梦琐言》记载了当时的一些文人轶事、士大夫言行和社会风俗人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部笔记小说的材料,被后世引用,如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本文以其中文士与朝廷大臣交游的材料为依据,分析当时的文士与朝臣的关系。     

明清之际的“武臣好文”、“文士论兵”现象及其武学成就

明清之际,中国文化渐趋成熟.在日益精致内敛、文化融汇、实学兴起的时代氛围里,此时出现的“武臣好文”、“文士论兵”现象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正是在此现象的激励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武兼修”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扬,而“颜李学派”的出现更是将这种文武交融的文化取向推向高峰,也正是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文武兼修”思想的成熟与完善过程中,分门别派的传统武术大多创编完成、各种武学著作纷纷出现,中国武术迎来了自身发展的“轴心期”     

扇面风雅一段史 “明清以来两岸百人书画扇面特展”侧记

2012年4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携手台北古董文物协会,举办了"明清以来两岸百人书画、扇面特展",展览汇集126幅台北收藏界所收藏明清以来的书画、扇面,其中清中晚期的100幅扇面书画为此次展览之重点(图1)。这些扇面集诗、书、画为一体,风格各异,多为大家手笔,令观赏者流连忘返。     

宗教文化对《剪灯余话》的影响

宗教文化对《剪灯余话》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对艺术形式的影响具深层次趋势,宗教文化成为结构作品的框架、情节发展的动力;对思想内容的影响,表现出唱和儒家文化,成为伦理教化的辅助手段。宗教文化影响《剪灯余话》的根源在于作者的“循吏”情怀和文士趣味。     

袁枚的文士品格与清中叶的学术论争

袁枚是清代中叶声名最盛、成就最著、影响最大的文学家、诗人,同时又是颇有造诣和建树的思想家、学者。他不仅以文人自居,以文士自任,而且从文人的独特视角,以思想家的锐利眼光,深入地观察当时的学术界,犀利地剖析各家学说,甚至直接与各派学者往来辩难,其持论之大膽,见解之独到,涉及之广泛,在18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探讨袁枚的文士品格,分析他对各     

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翰林学士王叔文与同为学士的王伾、凌准一起,并联结外廷刘禹锡、柳宗元等有识之士,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历史上称为永贞新政.有关这一历史事件,近20年来已有不少论著述及,但尚未从唐代翰林学士的特殊职能角度,对此作具体考察.所谓永贞新政,实际上即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代表的文人集团与当时握有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的一场政治斗争.这次新政的实施及最后遭致失败,既表现出这一时期文人集团极不寻常的政治抱负,也反映出王叔文等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弱点.     

一片痴心寄度藏曹仲谦其人其事

1945年秋季，正是榴红柿黄、微风送爽的时节。在古城西安一座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内，十数位谈吐儒雅的文士，簇拥着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摩挲、欣赏着一件又一件精美绝伦的汉陶、宋瓷、字画、旧拓。当主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幅装潢考究的明代文徵明的大幅画作时，围观者禁不住一阵喝赞。那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更是神采飞扬，不住地用夹生拙口的汉语说道：“密司曹，您真了不起，您的宝藏太让我们钦慕了!”     

曹氏父子与邺下文士的文学交游

邺下文士的文学交游频繁,其形式主要有:游宴、同题共作、校猎、赠答等。在交游活动中,即兴赋诗,抒发情怀,互相切磋诗艺,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高潮,"彬彬之盛"的邺下文学繁荣局面就是在交游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