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文士的佛理论与其论辩艺术

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名士与名僧结交,玄理与佛理交融,已成一时风尚。文士试图调和儒佛以护法,将自己对佛学的理解行诸文章,如孙绰《喻道论》、罗含《更生论》,内容虽粗浅,但较前代,仍表现出论体文发展的新倾向。戴逵作《释疑论》,周续之作《难释疑论》,戴逵又作《答周居士难释疑论》,以论难的形式进行辩驳,探讨对报应说的理解,具有较高的论辩艺术。     

南唐三主对诗坛的影响

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是文化中心,文人荟萃,诗人众多,诗坛成就斐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以及相关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南唐统治者对诗歌的爱好分不开。任何一种思潮与风尚的兴起都离不开有     

《长门怨》与中晚唐幕府文士的政治道德观

唐诗《长门怨》的主题体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不仅是时代氛围的作用,也与创作主体的生平经历相关,中晚唐一部分幕府文士借《长门怨》所包含的君臣关系寄寓了自己的君臣遇合之感,从中不难窥探其深微隐曲的政治心理之变化。     

《长门冤》与中晚唐幕府文士的政治道德观

唐诗<长门怨>的主题体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不仅是时代氛围的作用,也与创作主体的生平经历相关,中晚唐一部分幕府文士借<长门怨>所包含的君臣关系寄寓了自己的君臣遇合之感,从中不难窥探其深微隐曲的政治心理之变化.     

汉代——文人独立与文学觉醒的时代

汉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一代文学汉赋的繁盛和诗学精神的人性化归复,昭示了汉代文学的非凡成就。经由大一统中央宫廷文学的孕育、社会文化发展的积淀及庄骚思想的催发,汉末文人最终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以表现人生、人的个性情感为主旨的文学审美性创作成为时代新风。在文人富于个性情感的文学创作中,汉末文学呈现觉醒之势。     

梁陈入北文士修撰梁史考论

萧梁亡国后,梁史主要由梁陈之际的入北文士修撰,其中绝大部分出于私修,并且多属于记录梁末史事的“偏纪”一类,这跟撰者的个人经历、故国记忆及客观上的史料欠缺有关。姚察、许善心、何之元、姚最、刘璠等入北文士通过对称谓、断限、结构、体例的设计,表达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情感态度。受益于独特的历史契机与文化环境,萧梁旧史的修撰格外丰富多样,为此后南朝史的整理奠定了基础。     

明清文士的景观观念

明清文士十分强调景观的组合特色。组合后的景观在谐调统一的空间内,集中了各单元景观之所长,“其美学的作用来自景观的一切现象,如固体地表的外相、冰、天空、植被和动物界,居民点和人类的作品”（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青山绿水,金碧楼台,因而整体观赏价值大增。如杭州西湖称东南佳丽,不仅因湖在山中、山屏湖外的绝妙结构,还在于有城郭     

孟浩然的仁隐情怀与魏晋文士情结

孟浩然既追求功名仕进,也追求避世隐居,其亦仕亦隐情怀终生存在。他敬仰魏晋贤臣士羊祜、习凿齿、谢安;对陶潜、嵇康、阮籍的行止多所认同;从某些“魏晋风度”中得到精神安慰。可见他与魏晋士有着深深的情结,这是他形成亦仕亦隐情怀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书院研究的新视点——评《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

<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以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为研究区域,对东南重要书院予以全面的梳理与研究.课艺集的调查与研究是该书的贡献之一,为研究书院与科举关系、书院师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书院是文士活动的重要空间,提供了雅集的场所.在对书院雅集交游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力图找到传统与现实的结合点.     

初盛唐礼乐文化与文学关系述论

儒家思想既是唐代文人生活和文学作品创作的主要文化背景,也是唐代文化和唐代文学内在的精神命脉,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礼乐文化与文士、文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国家文化政策为文学发展提供导向、文人积极参与礼乐文化建设、礼乐文化在不同文学形态中的渗透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