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颂》——南人反秦精神的颂歌

本文通过对《橘颂》时代背景的探讨,关键词语的解释,和伯夷其人的简考,文字的译释,旨在阐明《橘颂》并非所谓的“咏物”或“自喻”,而是南楚人反秦精神的颂歌,是《九章》中不可或缺的篇章,那种企图把《橘颂》从《九章》中分离出去进行研究和解说的做法,是一种错误的倾向。     

儒家王权受命说及在汉晋间之嬗代

在中国古代社会 ,儒家王权受命说主要根源于开国之君及其先祖的圣德与武功。不过 ,自先秦延及两汉的儒家“圣王革命”、“顺天应人”的王权受命理论在认识上 ,使得王朝的改换或传延被视为“天予人归”的必然结果。这一儒家学说对汉晋间政治既起着昭示警戒作用 ,更在一定程度上麻醉着统治者及其黎民百姓。在汉魏禅代、魏晋易姓的王朝和平过渡中 ,权臣在利用儒家这一学说时篡改了先秦儒家的由内圣而外王的真精神。     

人才“四有”观

人才是事业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如何使其形成最强动力,迸发最大活力,作为"管人才"的组工干部责无旁贷,关键要做到识才有智、选才有魄、用才有术、育才有道,不断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识才先有智。识准才是做好人才工作的第一步,需要组工干部宽胸襟、强慧眼、正公心。一要宽胸襟。文王渭滨遇太公,商汤有梓访伊尹,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及其政治含义再解读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具有深刻而独特的宗教含义和丰富的政治意涵。对董仲舒而言,上天主要是一种以神谴的方式所显现出的令人敬畏的力量。正是基于这一对天的神秘信仰,他推论出了一系列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政治命题,如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应法天而治,以及上天会降灾异以警示、谴告君王的政治过失等。由于董仲舒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独特的政治理念,即政治之为政治,应是指对圣人孔子、儒家经典和超越者（天）所作的一种积极应答,因此,他可以说是一位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气和政治思维发生根本转向因而具有分水岭或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思想家。     

周公摄政未称王

周公是否摄政称王,是周初史事一大疑案。从战国至今两千多年来,学者间有肯定者和否定者,聚讼不断。有肯定其称王者,有否定其称王而肯定其摄政者,也有径直否定其摄政者。各方的主张都有"过硬"的证据,一时还难于说服对方,故讨论也不可能结束。除了寻找新的资料以外,如何合理地解释对方提出的"过硬证据",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环节和关键步骤。     

三点导读

美点赏析《公孙龙见赵文王》为《艾子杂说》第十六篇,大多数人认可《艾子杂说》的作者是苏轼。细细品读《艾子杂说》中的篇章,能让我们读出不同于诗词散文中的苏轼。诗词散文中的苏轼呈现给我们的是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沉稳明达,但在《艾子杂说》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寓庄于谐的智慧。但其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汪洋恣肆的想象还是一以贯之。《艾子杂说》是苏轼的小品文     

素材:论医术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医术最高明呢?"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     

论《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受命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于《春秋》之义多有发挥,最显著的便是将其导向谶纬。受《春秋繁露》影响极深的《春秋纬》,于其中的受命改制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其继承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以《春秋》为改制思想的发起点,皆为先言受命,后言改制;其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以灾异为天命之征象、多言圣人受命、将三统说与新五德终始学说杂糅等诸多方面。     

由伯而王：论周代政治秩序的建立

周原卜辞“来即”“更某服（司）”等词与周金文相似,为周人习语,所记祭天为周人习俗,说明卜辞中“王”指周王。四条册命卜辞记述周王在受封方伯典礼中祭天、祭殷先王及其配偶等。据楚简《容成氏》等文献,周受封为方伯与商后期国力衰退有关,商后期无法平定西方叛乱,不能对广大的外服地区实施有效统治．须依赖方伯势力维持旧有的政治秩序。在周由伯而王的过程中,除了武力,支持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还有日常政治活动中所建立的新话语体系．主要包括天命说及“文王之典”等。     

凸显文化品质,上出“语文味”——应用汉语课汉字教学方法例谈

时光荏苒,转眼几度寒暑,我任教应用汉语课已经五年。课程伊始,我像大多数老师一样采用传统的静态分析教学法,可是不久就陷入了困惑:为什么生活中朝气蓬勃的学生到课堂上就没有了灵性?实训课和社会实践成绩很优秀却缺少语言的基础知识?如何突破传统教法、扭转师生双方都很窘迫的课堂状态?苦闷之时,我邂逅了程少堂先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