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一种特殊“邮件袋牌”

文革期间为了保证“毛主席著作”优先运递,专门印制了“毛主席著作”邮件袋牌。红字,66×38毫米,无代号。     

三心二意拍了完整的历史

1956年我在大连读中学时,因酷爱摄影而拍摄了一幅早期“作品”,由此算起来,至今已有50余年的“影龄”了。回首半个世纪与摄影结缘的风雨历程,虽然用自己的镜头留下一些历史碎片,但在我的摄影生涯中,快乐与艰辛同在,无奈与苦恼并行,经验不多,教训却不少。愿借《青年记者》约稿之机,向青年记者朋友们吐露一个老新闻人的心迹。     

逝者如斯

李芳木同志走了.由芳木同志的走,想到了走在他前头的胡光同志和颜正国同志.我自己觉得,相对而言,我跟他们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他们各人的某一个方面,认为,这几位老报人都是大众日报业务方面的翘楚,至少在全省新闻界有一定影响,故一并都说几句话,既表示我的悼念之意,更希望对后来者有所启迪.     

我读《庄子》与《论语》

我不止一次讲过,自己的人生观得之于《庄子》与《论语》。我最早接触《论语》,还是一九七三年“批林批孔”时,报上连载“《（论语）批注》”,每天登段原文,再加一番批判。我对批判不大感兴趣,倒觉得“子日”的内容挺有意思。以后向朋友借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读了《论语》的全文。“文革”结束后,报上登出拨乱反正的文章,有一篇题目忘记了,引用很多孔子的话,令我颇有豁然开朗之感。我之懂得孔子,乃自此始。     

难忘的记忆

40多年过去了,往事难忘,历历在目. 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动乱的时期,毛主席让一些老同志到他搞"文革"试点的六个工厂(即当年尽人皆知的"六厂二校"中的六个在北京的工厂,二校就是清华和北大)去看看,并说他们可以来去自由,可以不住在厂里.     

《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自序

我做出版工作,始于1972年,是年四十三岁,已“人到中年”了;是做了十四年艺术教育工作之后(刨掉“文革”期间六年“无业”),“半路出家”搞出版。而这一做,就没有中断过,迄今三十余年了。这既是我人生中新的工作阶段的开始,又是工作岗位的最后一站。由此,我把自己定位为出版人。可以说是亲历出版三十年。对我国新闻和出版事业都有过重要贡献的我的老领导陈翰伯,生前谈选拔干部时曾说过,宋木文没搞过出版,但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为什么说让我这样的人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呢?我理解,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期待。这种信任和期待应该是得之…     

HR经理眼中的国人劣根性

做了5年的HR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中国人(包括自己在内)的坏毛病有颇多感慨和无奈。之所以放大说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因为我相信我下面说的很多特性在国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我是一个中国人，并不想贬低自己的民族，但我认为我们民族经过这一百年来的动荡，特别是十年革，     

谈档案和报刊

档案和报刊，同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文革”前，档案资料整理出版较少，也没有象《历史档案》、《民国档案》那样的专业性期刊。就“戊戌变法”来说，195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仅辑录了少量奏稿和附上《故宫博物院所藏有关戊戌变法的奏折原稿目录》45件，1958年，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有《戊戌变法档案史料》②，分综合、荐举新政人才等项目，载有大量奏折，     

凝思

1973年，意大利外长梅迪奇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当时，“文革”仍在如火如荼之中。周恩来总理当晚扶痛会见外宾。与梅迪奇同来的有该国《时代周刊》的知名摄影记者洛蒂。接见事毕，洛蒂最后一个与周恩来握手，他用法语向周总理提出拍照的要求。     

《湖山情》：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

《湖山情》是湖北作协会员李锦林先生继《不负苍天》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小说以文革那个非常时期为背景,深沉细致地描绘身处文革漩涡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际遇,特别刻画了一群以时凤操为代表的可歌可泣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现了动荡惨烈的历史图景,剖析反思了这段历史所造成的压抑扭曲的人性,以期通过直观了解那段历史,更加珍惜和热爱现在的生活,更加努力地建设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