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明星大腕”

其实,“文革”时期根本没有“明星大腕”这种说法。如果按今天人们眼中“明星大腕”的标准去衡量那个时期,肯定不合时宜。在一切都被泛政治化的当时,那些在今天绝对是“明星大腕”的人们所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却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们称作“娱乐圈”。那时的称谓一听就十分严肃而正经,叫做“文艺界”或“文艺战线”。     

周祜昌:为曹雪芹而活着的人

人们都知周汝昌先生是著名"红学"家,殊不知先生背后还有一位更钟情"红学"的人,他就是周汝昌先生的哥哥周祜昌。了解他的人说,当年周祜昌研究《红楼梦》如醉如痴,别的事一概不放心上。"文革"时他对造反派们"交代":"我就是要为这个人     

文革小报《新复旦》和《复旦战报》出版情况和话语方式初探

文革话语是考察当代中国文化经验的不可回避的资源.本文通过考察复旦大学文革期间小报<新复旦>和<复旦战报>发现,这两种小报的话语策略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组成,其一为民粹主义小报话语,其二为主宾不对位、行为主体匿名化抽象化的特殊话语.两种殊分的话语体制的并置,体现了特殊年代低层次的粗口和超现实的理想情怀的难以置信的结合.     

大辩论

“大辩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它与“大鸣、大放、大字报”共称为“四大”。“大辩论”兴起于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泛滥．并被写入宪法。“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还继续享有合法地位．直至1980年被废除。     

怀念蓝鸿文三则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1978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从那时起,在我的心目中。蓝鸿文教授就是最令人敬佩的老师之一。     

预印的邮电公事实寄单据

仔细欣赏这件单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两款“毛主席语录”是“文革”时期的标志产物。左上角预印邮政日戳“68．7．1118”,又有“邮电公事”字样,表明其性质的特殊性。     

乘车证：—段抹不去的记忆

1966年,“文革”初期,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及革命师生”纷纷外出,进行所谓的“大串联”。受当时政治大潮的影响,我随两位同学、一位老师,一行4人拿着单位开出的“串联证明”,也加入到了“大串联”行列。前后历时一个多月,     

“老古董”藏商机

近一年多来,被集邮新人称为“老古董”的老纪特票强势爆发,不少精品票更是涨势可观,如《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从一年多前的5万余元升到了目前的16万元,曾被市场一度遗忘的老纪特票眼下又成了邮市香饽饽。老纪特票指的是新中国成立起到“文革”开始发行“文”字邮票为止,     

初高中为什么分离办学

随着“文革”结束后教育秩序的恢复,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先后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义务教育法》,将整个普通教育的注意力集中到义务教育、学生更广泛的素质提高和全面办好每一所学校上。     

浅谈杨绛先生对老王的愧怍

正杨绛先生的这篇《老王》争议最大的是对"愧怍"一词的理解。尽管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很多自己独特的见解,但笔者始终认为还是没能真正抓住"愧怍"一词的内核。要证明这一点,还是有必要再厘清一下杨绛先生和老王交往的几个片断。片段一:乘客一般不愿坐老王的车,而杨绛先生是"常坐",而且,一路上都能"说着闲话"。老王能在与杨绛先生的闲聊中,把自己的身世遭遇都告诉杨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