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表元辞赋创作论——以哲理世界的深化与拓展为中心

宋末元初的戴表元在辞赋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戴表元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苏轼所开辟的文赋传统。在结构上大多采取主客问答的二元模式,从文章的构思上和境界的拓展上较为精致和精深。他的辞赋具有从人生的领悟而上升到哲理思辨层次的特点。他为辞赋所做的努力体现了宋末元初辞赋风向的转变,这标志着元人的赋学标准和审美风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辞”与“赋”的辨析

＂辞＂与＂赋＂作为两种文学体裁,在刚出现之初是有明显区别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人逐渐将这两种文学体裁合称为一种文学体式。这种模糊文学体式概念的做法显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细化研究是不利的。从释义、源流、主题、结构形式等四个方面,＂辞＂与＂赋＂可进行简要的区别。     

论扬雄辞赋的讽谏意识表现与形成原因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其赋作中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讽谏意识。他在赋中开辟的多种讽谏手法,均服从于作者重视并自觉以讽谏为目的的创作思想。扬雄讽谏意识形成与其受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又恰值西汉王朝末世,以及他务实尚用的文学思想和沉静深思的性格特征都有关系。     

鲁迅论"三曹"

鲁迅结合汉魏之际的政治情势考察了曹操和其子曹丕、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破除历史偏见,突出了曹操在建安文学风貌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文学史上首次为曹操正名.他着重论述了曹丕影响下建安文风的发展变化,认为文学风格的"华丽""壮大"是曹丕提倡的结果,充分肯定了曹丕的功劳.他还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审视曹植的"辞赋小道"说,分析曹植的矛盾心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秀外慧中 坚贞不渝——《洛神赋》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爱与美的理想

《洛神赋》是曹植久负盛名的代表作。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据说曹植曾经追求甄氏女子，后被曹丕纳入后宫．甄女死后，曹植为了纪念他所思恋的甄后而作此赋，在这篇赋里．曹植把甄后比为洛水的水神宓妃，通过对宓妃美的具体刻画，表现出了较为突出的审美意识和美学理想。     

辞赋源流谈

原始巫祭仪式活动造就了辞赋产生的客观环境，巫祭咒语成为辞赋的萌芽。辞赋的许多特点都来源于巫祭活动的仪式和咒语，这不仅直接影响了辞赋的源，也影响了辞赋的流。辞赋的发展透露出文化的力量和社会时代变迁的力量。     

左思《三都赋》及其辞赋观

左思精研十年乃成的《三都赋》是中国辞赋史上京都大赋的绝响。“太康中兴”对揄扬时政的要求与以经致仕的社会风尚、炫耀博学的文人心理是其产生的深刻背景。赋文既歌功颂德，又反映了左思的辞赋观：赋自《诗》出；取材宜实；侈丽合经；诗赋相分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对诗歌革新的影响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因被斥为“时带六朝锦色”而多不被人认同。这两种文体在事实上起到了开拓文学样式新路的作用。在辞赋的影响下,“四杰”的歌行呈现出铺陈展衍,纵横阖的气势;同时,辞赋中借事抒情的手法,赋予歌行一体以极大的语言表现力。而骈文的对偶、声像等形式方面的特点,被“四杰”运用于七言歌行,促进了“初唐体”的形成,也被推广到近体诗中,完善了五言律诗的格律体制。     

司马相如辞赋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

作为辞赋大师，司马相如不但创作丰富，而且已相当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比较完整地提出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强调“赋家之迹”，注重赋的审美表达；推重“赋家之心”，认为赋家的心神之运，无限广阔自由，上可以苞笼字审，下可以总览人物，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可以被感受，被认识，但这是一种自得于心的东西。只能自己去体会而不能言传。     

屈原辞赋两则释义

王逸《楚辞章句》以来，各家对屈原辞句“操吴戈兮被犀甲”和“齐吴榜以击汰”中的“吴戈”、“吴榜”的训释多有不同，而笔者对这些训释皆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吴戈”为大戈、长戈，“吴榜”是合两吴船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