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选录曹植作品探究

《文选》作为南北朝时期的诗文选集,其收录标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编录者的编选趣味。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诗文赋皆精。从《文选》选录曹植的赋、诗、文三类作品入手,探究曹植作品的深层意蕴与《文选》选录标准之间的联系,指出文质相符、沉思翰藻、储君身份、教化功能等是《文选》编选作品的基本考量。     

从游侠到英雄的时代嬗变华章——品读曹植《白马篇》

《白马篇》是曹植的五言诗代表作,是诗人的自我写照,是建安时代之音,更饱含着千古有识之士的报国梦想。全诗语言精巧俊丽,结构张弛有度,情感慷慨激昂,形象生动逼真,充满着高雅脱俗的气质、独立不羁的人格、不惜献身的决心,刚健、深沉和壮美中体现出曹植“骨气奇高”的独有写作气质,对后来的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虚词虽“虚”意义大

在文言文中,虚词的数量比实词少得多,但因为虚词使用的频率高,语法功能强,且古今变化大,用法灵活多样,所以掌握虚词既是学习古汉语的一大难点,又是一大重点,也是考试的热点。     

古诗十九首与曹植后期诗歌共性探究

本篇将“古诗十九首”与曹植后期诗歌加以关照,探究二者在抒情主体、主题精神、抒情风格诸多方面的趋同一致性。由笔者的论述看来,至少“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离曹植的时代很近。     

明清之际的“扬丕抑植”现象

由于立嗣之争,曹丕曹植两人虽为兄弟,却在历史上留下了相互对立的形象。两人同为建安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却文风迥异。在文学批评史上常常将他们二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丕、植之争由历史上的立嗣斗争延续到了后世各类文学评论之中。明清以前,一直都以"抑丕扬植"的论调占据主要位置,明清之际却开始出现了"扬丕抑植"的不同声音,尤其以王夫之为代表,甚至提出曹丕和曹植之间是"仙凡之隔"。这种"扬丕抑植"现象出现在明清之际,背后是有着多重原因的影响。     

曹植诗歌的系年与本事——兼论当下中古诗歌研究的误区

学界针对曹植诗歌的系年工作有四种考证思路：根据诗歌自序所提供的明确时间信息；从诗歌正文中提取信息与史实互证；联系相关作品进行互证；依据诗作所反映的情绪、风格倒推其写作时代。系年工作本质上是一种“本事批评”,这种批评方式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诗歌具有现实指向性。其实曹植的诗歌未必都可与其现实际遇一一对应,汉魏乐府或《杂诗》等无题诗歌的魅力便在于表意的不确定性和抒情的普世性,且这些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群体性的同题并作,并不存在个人化的情感寄托。曹植的案例在中古文诗歌研究中很有代表性,宋代以来形成的以系年为基础的本事批评并不适用于这一类诗歌,文本细读、诗体分析才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曹植文学批评三题——以“缘情”为中心

曹植作为建安之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取得了卓绝的成绩。曹植的诗赋取效风骚,情兼雅怨。基于其自身创作经验,以及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时代风貌,曹植尤其重视文学的情感因素。他所标举的“辞赋小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诗教对文学抒情的束缚；其“愤而成篇”的创作主张,接续并壮大了诗骚以来的抒情传统；他所提出的“大笑吐辞”,体现了建安时期文章娱情的新风尚,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缘情的内涵。曹植的文学批评既出之于他天才的识见,也是汉魏之际思想解放和文学自觉的产物。曹植对文学与情感问题的探讨,为陆机“诗缘情”的提出做了多方面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