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禺剧作中的懦弱男子形象

在曹禺的剧作中,有一个"懦弱型"男子的形象系列,包括周萍、焦大星、曾文清、高觉新等,这是曹禺作品中最成功的人物类型之一。剧作家对他们的描写有着潜在的一致性:他们都生长、生活在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的家庭环境里,家长专制的气息异常浓烈;从接受的文化教育看,他们更多地受封建伦理道德及士大夫文化的影响;从感情生活看,常处在两个女人的情感夹缝中。通过对这些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否定了养成这些"废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人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曹禺诞辰百年各地纷纷举办活动纪念

据中国作家网报道,今年恰逢曹禺诞辰100周年,各地纷纷以演出曹禺先生的名著作对这位伟大的剧作家表示纪念。在今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的第三届迎世博长三角名家名剧月中,     

以文学和以舞台表演为取向的剧本翻译的差异——对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两个中译本

朱生豪和曹禺分别以文学和舞台为取向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两者在人名、称谓语、旁白、委婉语和禁忌语，乃至押韵等的翻译决策上表现了明显的差异。这是两人翻译时代背景和译者主体意识差异的结果，也是戏剧文本的综合性的体现。在多元媒体时代，两种翻译策略和实践都具有很高价值。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

《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犹如一座迷人的语言艺术宝库，让人觉得异彩纷呈，目不暇给，如珠似玉，叹为观止。这部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     

义和团运动：一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

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华北大地，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然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百年来，对义和团赞扬或否定可能各有其理，但百年后的今天，对这一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作番冷     

论曹禺早期话剧中的意象营造

曹禺早期的四部话剧作品通过一系列典型意象的营造,表达了剧作人物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和对命运的反抗,这种控诉和反抗一方面体现出人物无路可走的焦灼感、冲破宿命的盲目感、挣扎突围的悲剧感,同时也展现出作家对黑暗现实的控诉和解构。     

浅论“社会事件”和“新闻人物”与剧本题材的关系

通过分析社会事件、新闻人物被改编成不同类型剧作题材,分析其优劣。通过研究改编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等问题,完善和发展剧作题材与新闻事件关联性的理论,对现代舞台剧和影视剧选题策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并能在以后的剧本创作中更好地运用。     

找到阅读的位置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说,"阅读经典作品,你得确定自己是从哪一个‘位置’阅读的,否则无论是读者或文本都会很容易飘进无始无终的迷雾里"。2014年是曹禺先生的经典剧作《雷雨》发表80周年,5月到7月间,有三个不同版本的《雷雨》上演。面对《雷雨》,创作者可以选择复原或实验,观众同样可以选择自己鉴赏的位置,只是在当代,还有戏谑、娱乐、消费这样的位置,在考验着我们的经典。无论如何,当代世界是历史脉络中的一段,我们     

意识形态·剧作者·观众——关于曹禺前后期剧作“剧场性”比较及其变化原因的探讨

曹禺剧作强烈的剧场性缘于其独特的剧场意识,构建其剧场意识的两大基石是观众意识和舞台意识,它们是成就曹禺前期剧作强烈剧场性的法宝。建国后,剧作家原有的创作个性自觉服从于时代的创作共性,创作主体身份从一个写戏者转成一个宣传者,舞台的审美娱乐功能被宣传教育功能所替代。观众的定位也随之发生从被感染到被教育、从融入剧情到理性观剧的转变。     

伦理道德与个体的两难选择——曹禺剧作中的文化批判

从“伦理道德与个体的两难选择”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发现离我们相当遥远的故事与自我的存在处境息息相关,它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时常演绎在我们自身的文化与个人的无尽冲突中的心理现实。这使曹禺剧作获得了现代性,因为这个“过去”的故事讲的是“现在”和“未来”的“人的存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