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橘颂》看屈杜的人格理想与文类贡献

在屈赋中涉及橘的作品只有一篇《橘颂》,然而《橘颂》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橘颂》创作于屈原的青年时期,而橘树的意象却贯穿在屈原的一生之中。杜甫是受屈原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杜甫的人生经历与橘树有关。在杜诗中有大量作品涉及到橘树和橘子,杜甫热爱屈原的《橘颂》,并从中吸取力量,建构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屈原《橘颂》和杜甫《病橘》都具有文类学的研究价值。在杜甫的文学批评观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风骚共推激"。杜甫学习屈原而得诗歌之正,法国批评家狄德罗创造了正剧,杜甫创造了正诗。屈原和杜甫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典范。研究屈赋与杜诗有助于中华民族确立文化自信,有助于我们昂首阔步迈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的新时代。     

“父母官”的由来

在先秦文献中,“父母”是指百姓的统治者,甚至是国君。汉代曾出现两个非常有政绩的地方官：西汉的召信臣、东汉的杜诗。据《后汉书》载,杜诗为南阳太守,深受百姓爱戴,百姓将之与前代的召信臣相比。于是就有了“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之说,这时“父母”一词已有了地方官的含义。宋初王禹俑《谪居感事》诗：“万家呼父母。”其注：“民间呼令为父母官”。这便是将地方官比作父母官的最早出处。     

文献流传、文化转型与文学嬗变:宋代杜诗学的三大成因

宋代杜诗学的发展历程,变动不居而异常复杂。在这一发展史的横剖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因素,即文献上对杜甫诗集的整理,文化上对杜甫人格的尊崇,文学思潮上对杜甫诗法的追慕,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都包含了变的因素,共同构成三维一体的宋代杜诗学横向谱系。杜甫地位在宋代的确立,是三个因素的合力所致。文献流传、文化转型与文学嬗变,共同促成了宋代杜诗学的繁荣。     

论宋代“诗圣”说的内涵与成因

两宋时期,是杜诗学史上第一个研杜高潮期,杜诗被奉为诗学楷模,"诗圣"说确立并得以推广,成为宋代杜诗学三大理论支柱之一,其内涵包括儒家伦理道德与艺术表现两大层面的因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杜诗“切姓而用”手法例释

杜诗诗法森茂,变态万端,"切姓而用"为其一例。所谓"切姓而用"即暗用同姓人物典故以取得表达简洁效果之手法;因多用于交游、赠答诗中,故又可收阅读亲切之效果。本文用举例的方法解释杜诗中"切姓而用"同姓人物典故的来源与含义。     

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增补

林继中先生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一书在辑校过程中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杜诗注本，这就是南宋蔡梦弼的《草堂诗笺》。林继中己经发现诸注本中征引的“赵亻叟”注就是赵次公注，也很努力地从《钱注》和《集千家注》中辑入了若干条，但他没有发现第一个征引“赵亻叟”注并征引最多的却是远远早于它们的蔡梦弼的《草堂诗笺》。本文通过详细比较、分析和考证，发现蔡书所引的１９条“赵亻叟”注中，尚有９条失收于林继中的《辑校》中，应当补入。     

浅谈杜甫诗作的“沉郁顿挫”风格

无论杜甫自己，还是诗评家，论杜诗之主要风格，无不以“沉郁顿挫”四字概括之。《登高》《蜀相》两诗，代表杜甫七律最高成就，其风格亦可以“沉郁顿挫”一词概括。     

从创建民族新文化的维度拓展杜诗研究--略论杜诗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潜在价值

新世纪要从创建民族新化的维度丰富和发展杜诗研究，就要以现代大化观的视野重新观照杜甫及其作品，深入探寻杜诗对于人类化发展尚未挖掘出来的潜在价值。     

仇注杜诗疑误举隅

自清朝施鸿保至当代学者徐仁甫、谭芝萍等,对于仇注杜诗中的不当之处,多有探讨。但是,对于仇注杜诗中引文与杜诗原意的贴合关系,还没引起学界的重视。由这一点切入,会发现仇兆鳌在注解杜诗时,经常用与杜诗原意差距甚远的引文,定会造成读者理解杜诗的障碍,或曲解杜诗。     

杜诗“百家注”面貌及其与“分门注”之关系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简称“百家注”)是宋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最为重要的注本之一,它上承《门类增广十注杜诗》的旧注注文,下启“千家注”系列的主体格局,是追溯注家来源,考察注文消长的重要依据.今存“百家注”卷四至卷五间有缺叶补刻现象.本文对缺叶补刻所据之本进行了推测,并力图归纳“百家注”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简称“分门注”)的注文关系,从而探讨今后“百家注”的利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