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水神信仰初探——以徐州府辖区为中心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徐州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徐州水神信仰兴起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在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徐州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修建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徐州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的水利设施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对水利建设比较重视,在数千年的历史岁月中,兴建过数以万计的水利设施。这些水利设施涉及生活用水、农田灌溉、防洪排涝、漕运航运等诸多领域,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量资料来看,中国古代的水利设施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并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尽管这些水利设施并不是持续发展的,有些设施甚至经历了由先进到落后的转变,但毋庸置疑,许多设施起源甚早,科技含量甚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汴河托起北宋开封的繁荣

北宋开封城繁荣的原因：江南农业的发腱为它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家政策的改变是它发展的政治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则是它发展的交通基础。而汴河由于是联系北方政治军事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的纽带,为开封运送了大量的物资,被看做是生命线。因此托起了开封的繁荣。     

清代漕运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漕弊——以漕运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漕运是清代封建国家之血脉,对于维持中央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漕运总督,与仓场总督、河道总督等专业技术性大员一样,共同构成了机构健全、管理完善、分工明确的国家漕运系统。除掌控漕粮收兑、运船修造、漕丁检选、查验回空、催攒漕欠外,漕运总督还担负着部分河道、仓储、盐政、屯田、赈济、军事事务,在封建国家行政体制上的位置异常重要,甚至与清朝国运息息相关。     

宋礼:一面廉政高悬镜

宋礼“送”出京杭漕运通 宋礼生于元末明初(1361年-1422年).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闻名一方的大善人.他的父亲宋彬,原本在山西为官,后来元朝动乱,宋彬也跟着倒霉.遂携家眷返回故里永宁(现在洛宁县)锦阳川尾部的马村耕作求生.     

漕运与古代军事

漕运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根本,治粮供应线支撑着封建王朝的边境军事防御,它也是保障地方驻军和进行统一、征服、镇压、平定战争的有力和必要的后盾。     

论黄爵滋的经济思想

黄爵滋是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著名代表之一,针对晚清社会种种弊端,他提出了许多改良举措。就其经济思想而言,主要体现在：改革银库管理制度,以绝轻收重收之弊;为国家财政利益考虑,力主严禁鸦片,以塞漏卮;兴修水利,以除水患而利民生;整顿漕运、仓储,以求社会稳定。尽管这些经济方面的改良举措不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明代漕运与大运河惠济闸的变迁

明代惠济闸是大运河南粮北运的重要咽喉与枢纽。惠济闸原名新庄闸,又名天妃闸,嘉靖年间南移三里沟运口,万历年间移建至甘罗城东,称通济闸。惠济闸的变迁是因黄河夺淮从大清口改为小清口的形势所迫,也是潘季驯实行“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政策的结果。惠济闸开月河并建小闸口等,与永济河作为清江浦越河的功能缺失有关,也是福兴闸淤塞后“启一闭二”旧闸制废弃等所催生的结果。     

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漕运连接着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区域,其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汉唐期间,漕运为东西方向,由东至西;唐宋期间,漕运转变为东南、西北方向,由东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运进一步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方向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漕运作为实物赋税的运输形式持续存在,始终成为政治中心紧扣、牵绊经济发达之区的绳索,另一方面,由于漕运长距离运输的空间特点,各王朝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制衡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此外,漕运客观上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动,促生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这个经济带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功能及其辐射意义巨大。漕运线路变动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为什么始终选择内河,其价值取向与内在理念何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