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五不翻”原则的现实意义

汉英翻译中,由于文化上的原因,经常碰到特别难译的词汇,勉强翻译经常造成词不达意的现象,影响交流,简单对应更会引起误解,导致交流失败。玄奘的“五不翻”原则在当时虽然是针对外译汉的,但对今天的汉英翻译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汉语拼音词汇（即音译）直接进入英语既有先例,也有理论依据,对解决部分汉语疑难词汇的英译问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点化——促进学生言语生命的自觉成长

潘新教授说:"学生言语生命的生长,是一个自为到自觉的过程。在向着‘自觉’的途中,往往需要适时的唤醒和点化。"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六年级课文《生命的林子》中,玄奘在方丈的悉心点化下放弃离念、潜心苦修,终于成为一代名僧的故事。在慨叹方丈的智者风范和良苦用心时,我不禁陷入沉思:我们的语文课堂不也正是学生们生命的林子吗?他们在"林子"里思考、成长,不也正需要我们在他们向着"自觉"的途中给予方丈般适时的唤醒和点化吗?     

以东亚玄奘画像为中心审视圣僧神化历程

玄奘大师历尽艰辛,西行求法;翻经译书,创立法相宗,生前身后,无限荣光,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被视为圣人或圣僧。玄奘崇拜包含四个不同的传统:中国主流文学传统、日本佛教祖师崇拜传统、汉藏佛教和日本宗教圣像传统、中国民俗传统。在这四个文化传统中,玄奘被赋予了不同的尊格,分别是佛教导师和翻译家,是佛教宗派创立者;既是虔诚的朝圣者和信仰的传播者,又是超自然力量的见证者和获得者。玄奘大师的多重角色,反映了中世纪早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和融合,佛教传播到其他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嬗变,上层精英文化和民间信仰的区别以及视觉与文学艺术形式的交织。     

试说玄奘所见的婆罗门教

《大唐西域记》里有关印度婆罗门教记载的注意，揭示了一个中土高僧眼中的当时在天竺诸国印度教盛于佛教的形势，并且显示出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差别也是其与印度民间风俗结合上的差别。这说明玄奘到达印度时，佛学在印度已经过了高峰期。《大唐西域记》里如实记载这些情况，是符合唐太宗经营西域宏愿之参考需要，所以不能站在纯粹的佛教立场上臧否详略。此不仅预示这二教日后在印度的彼此势力消长，还使中土的该书读者，尤其是僧人容易产生一种危机感。自唐宋以降，佛教中国化的速度遽然加快，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僧徒们惧怕佛教重蹈在诸天竺被异教所消亡的这种末世感，亦当是推动力之一。不过玄奘也看到当时婆罗门教在理论上还没有升华，无疑增强了玄奘作为一个佛教徒的兴教信心，以及在中土发展佛学理论的意念。     

玄奘和《大唐西域记》

玄奘（公元602～664年）,俗名陈神,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陈河村附近）人。玄奘是他的法名,后又称三藏法师。佛教法相宗的创始人。隋唐高僧大多出身名门望族,受过玄学的熏陶,所以生于儒学世家的玄奘,虽然“备通经典,爱古尚贤”,却很自然地接受了佛教教义,出家为僧。     

玄奘译经四言文体的构成方法--以《阿毗达磨俱舍论》梵汉对勘为例

汉译佛经文体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四字格的大量使用,即四字一顿,组成一个大节拍,每个大节拍又以二字为一个小节.这种文体特点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玄奘是中国四大译经师之一,他的译经有着强烈的追求四字格的倾向.本文运用梵汉对勘方法,将<阿毗达磨俱舍论>梵文原典与玄奘的译本逐句逐词对勘,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玄奘译经中四言文体的构成方法添字、复陈、省译、互文,以及这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在中国历史上，世界级的化伟人屈指可数。玄奘不但是伟大的行、信仰，更是一位伟大的学。在他身上，有在一般中国学身上少见的执求真的精神。去印度之前，他已遍访国内高僧，详细研究汉传佛教各派学说，发现它们各执一词，互相抵牾。     

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论

本文旨在探讨玄奘法师随兄入蜀,在成都五年的参学之地和受戒之事,详论多宝寺与大慈寺的深厚渊源,力求破解玄奘法师在成都大慈寺受戒的千古悬案。     

《维摩诘经》的鸠摩罗什译本流行的原因分析

《维摩诘经》共有7个汉译本,其中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流行。从译质量来看,罗什译本比其他译本义理信达、平实生动,易于传播普及。从译的人生经历、性格才情来看,鸠摩罗什较其他译更能彰显《维摩诘经》所宣扬的“出家在家不二”的“游戏神通”思想,使其译本深入人心,加上当时的统治十分佞佛,推动了译本的流传与盛行。因此,鸠摩罗什的译本虽不是最早的译本,也不是最后的译本,但却是最流行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