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教育背景下英语金课群“懂农·爱农·话农”三维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在国家要求开展耕读教育的背景下,涉农高校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普遍存在传统耕读文化元素缺失、英语表达重技巧轻内容、对外传播中国农业故事的意识和能力薄弱等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历经7年探索和实践检验,凝练出“懂农·爱农·话农”三维育人模式。该模式的具体内涵为：建设英语“金课”群,重构中华农耕文明知识体系,助力学生“懂农”;依托中国农业故事,厚植当代学生“三农”情怀,引导学生“爱农”;多样课堂有机融合,提升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能力,教会学生“话农”。该模式在育人理念、育人模式和育人方法三方面均有所创新,且取得了显著的育人成效和示范辐射效益。     

《诗经·唐风·绸缪》“粲者”所指辨正

关于《诗经·唐风·绸缪》中的“粲者”一词所指,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类观点。在充分把握文献材料基础上,对词义、诗歌主旨及诗文本上下逻辑关系等展开综合研究后发现：“三女为粲。大夫一妻二妾”之说乃《毛传》对《国语》的误读而提出的谬见,以此释诗,不仅与“粲者”的词义不符,还与文本实际相脱离;而季本“男子亦可以为粲”的观点,虽拓宽了“粲者”的诠释空间,但难以协调诗歌章节结构与内容,其牵强附会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辨析诸家异说,唯将“粲者”释为美人,即本诗中的新娘,既可兼顾“粲者”的词义及语用习惯,又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诗歌内涵,是诸说中最妥帖者。     

妮科尔·莫娜笔下的中国瓷器文化

本文延续西方的中国形象这一话题,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指导下探讨当代美国白人作家妮科尔·莫娜小说《中国瓷器》中的瓷器文化形象。对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瓷器文化形象的探讨不仅为中国人了解瓷器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而且有利于中国人了解美国。当前,中国正在宣扬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对瓷器文化形象的探讨可以减少日后中美交流可能会产生的文化误读,而且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借鉴。     

司法审判中的因果推理适用及其逻辑自洽——以克劳斯·冯·布洛案为例

司法审判中的推理过程需要遵循严密的逻辑,而因果推理方法的有效应用能够帮助克服法律及其适用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进而提高司法审判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克劳斯·冯·布洛案是一场震动全球的世纪大案,控辩双方在一审、二审中针锋相对,整个审判过程堪称完整且完美的因果推理典范。本文拟以该案为例分析司法审判中的因果推理适用及其逻辑自洽的实现。     

水仙子·长白瀑布（外一首）

长白瀑布天上悬．飞流直泻雪练寒。千尺垂荡似湿绢．万年烈日没晒干。凉雾浸人觉衣单。看玉龙入涧．白浪飞翻。     

水意象与《沁园春·长沙》的再解读

时间与历史的交织,水意象与生命的焦虑、人生的情怀合为一体.毛泽东诗词中的水意象内涵主要是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时光流失与历史变迁,显现出一种向前看的时间观念;二是表现理想障碍与生命激情,显现出强烈的御物性和个人生命气息;三是表现心情的舒畅与欢快,展示出对自然美的欣赏.《沁园春·长沙》中三个意义交织,水带来了自我的消逝,也...     

《欲望号街车》中的创伤书写与伦理思考

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和创伤理论,分析田纳西·威廉斯《欲望号街车》中的创伤书写和伦理思考.在个人层面,女主人公布兰琪在遭受艾伦带给她的情感创伤之后,从许多男性身上寻求慰藉和安全感,从而陷入伦理混乱之中.在家庭层面,布兰琪的家庭创伤根源于南方种植园家族的没落,她希望通过建构自己南方淑女的身份,重塑自己的高贵形象,但她的身...     

立身·立根·立人：建构“立学课堂”的三个梯度

“生命”是“立学课堂”的原点和归宿。“立学课堂”不仅关注数学学科的“工具理性”,还关注数学学科的“价值理性”“人文理性”等。“立身、立根、立人”是建构“立学课堂”的三个梯度。只有从“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观照“立学课堂”、建构“立学课堂”,才能真正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基于G·波利亚解题理论的二次函数综合题探析

通过一道中考题,探析G·波利亚解题理论在解题教学中的应用,从理解题目、拟订方案、执行方案、回顾四个步骤呈现解题思维过程,突出解题中的探索环节及解题方法被发现的过程,从而明晰中考代数压轴题的解题策略。     

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重访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中国文化理念与实践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密切关注的理论命题。斯迈思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两次调研,为其独特的传播理论谱系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研究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和知识社会学分析,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唯物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本研究突破了“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的二元论叙事,在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内部讨论中国的历史角色及其理论意义,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