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之构想

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体现了国家公力救济,是在刑事被害人因无力支付诉讼费用等情形下给与的帮助.它体现了正义,保障了人权,有助于完善我国法制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意义.我国于2003年9月开始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存在着诸多不足,对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也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不能真正实现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另外我国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此背景下,笔者具体分析了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性质、特征等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想出适合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援助制度.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限制：原则、过错考量及其认定

近年来,涉及标准必要专利权禁令救济、许可费率确定等问题的国内外专利诉讼频发,令业内瞩目。基于侵权不停止理论,应遵循保障公共利益与平衡双方利益的原则,对垄断性较强的标准必要专利适用禁令进行限制。许可谈判主体双方是否具有缺乏谈判诚意的过错,是决定标准必要专利适用禁令是否符合保障公共利益和利益平衡原则的核心因素。通常下列情形可被推定（或者认定）为主观过错：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未发侵权通知或实施者未在合理时间内答复、专利权人未提出FRAND书面要约或实施者未在合理时间提出反要约、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保密协议、无正当理由拒绝仲裁请求或法院调解等,都可以认定某一方具有过错。     

新闻侵权诉讼中的过错及证明责任

日前,央视女主持人文清状告重庆商报社名誉侵权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重庆商报社公开道歉两次,并赔偿文清精神损失等10万余元。至此,这个沸沸扬扬的案件暂告一段落,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再次向新闻界同仁提出这些挥之不去的问题：在新闻侵权诉讼中,“过错”的含义和意义是什么？究竟应该由谁对过错承担证明责任？     

不法侵害的实践检视与理论修正

司法实践中,法院错误否定不法侵害性质的典型表现为将不具有紧迫危险性和侵害性质不严重、侵害程度不强烈,尚不足以对人身产生严重威胁的侵害行为排除在防卫起因范围之外。司法机关额外添加紧迫性要求来限定不法侵害的认定,极有可能是受到混杂了德日刑法观点的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的不当影响。不法侵害仅具有不法性、侵害性和现实性,不宜再将紧迫性作为不法侵害的限制属性要求。司法机关应当严格区分不法侵害与被害人过错,二者在因果关系的引起程度、侵害法益的类型与程度上存在差异。     

算法推荐技术应用背景下的平台责任问题

当前，在社交媒体和传播领域出现了“算法转向”的趋势，算法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风险与法律规制的困境。文章从算法推荐技术的性质和原理出发，分析了算法推荐与技术中立之间的关系，认为当前算法技术的运用应该跳出技术中立的框架，转而追寻技术向善原则。与此同时，文章立足于平台经营者的算法推荐使用行为，对其过错责任、注意义务以及承担的侵权责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平台的责任与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并不存在必然的直接联系，在个案行为界定时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而使权利人、平台经营者和用户的相关利益达到平衡。     

算法推荐模式下短视频平台的合理注意义务判定

作为大数据时代的产物，算法推荐以其精准投放和个性化分发内容的特征，在促进短视频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对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认定的争议。短视频平台的特定内容审核义务不等于版权审查义务，算法推荐行为亦不构成以识别和理解视频内容为要件的“主动选择和推荐”。对于短视频平台的主观过错认定，应当聚焦注意义务予以判断。从实际商业模式、危险控制理论、收益风险一致性等维度考察，算法推荐模式下短视频平台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在具体判定合理注意义务时，短视频平台的事后消极避免义务不应局限于“避风港规则”，事前积极预防义务也不应陡然提升至一般性的算法过滤义务高度。在上限与下限之间，采用算法推荐模式的短视频平台应当遵循治理思维和比例原则承担注意义务。     

论《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的理解与适用

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应当作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阻却事由，并且应当区分行政相对人的故意与过失状态。故意的主观状态因其更具非难性，应当比过失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第33条第2款之规定所确立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法律上的推定而非事实上的推定，即举证责任的倒置而并非采证中证据规则的运用。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既不能直接适用刑事诉讼的标准，也不能简单遵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基于行政处罚的种类多样性，应当建立一元化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以应对复杂的行政执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