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里籍东、西鲁论争一瞥--读萧鲁阳方言研究力作

拜读萧鲁阳方言研究力作,汇集《墨子》书中鲁山方言习俗,概述墨子里籍东、西鲁论争态势。从方言习俗角度比较鉴别,进一步论证墨子里籍在河南鲁山,非山东曲阜、滕州。期待“上德”之史学家：尊重历史真实,破解墨子里籍;了断地域成见,展示大家风范。     

对同音词定义的考察

同音词是各种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尤其普遍.本文旨在通过对同音词定义的考察,深入了解这一语言现象,并抒写一点关于现代汉语同音词研究的思考.     

深刻的总结 坚稳的奠基——1947年台湾“新写实主义”论争

194 7-1 94 8年间 ,发生在台湾文学界的关于“新写实主义”论争 ,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皇民化”殖民文化的历史清算。陈映真、曾健民发掘、整理并出版一批资料 ,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与现实会面。从中可以看到 :新写实主义的理论原则 ,是和批判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由毛泽东提出和确定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中国文学的创作原则相一致的 ;每一个参与论争的人都毫无疑义地肯定 ,从领土所属到文化精神 ,到文学发展之路 ,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论争中 ,两岸文学交流是一个重要议题 ,许多参与者都发表了见解 ,两岸作家积极地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这场论争对继承祖国五四新文学传统 ,继承台湾日据时期新文学的革命传统和确立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 ,有着根本性的奠基意义。     

本期话题：多元语境中的话语场——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论争：传播理论的跨文化解读

本演讲探讨了欧洲早期艺复兴期间（大约1350—1700）为解读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的论述所做出的努力,讨论了欧洲的注释在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所遇到的困难,关注了当时学意料之外的某些论争,并力图阐释引起这些论争的原因。作认为,人们力图阐释关于一种化的论述并力图从另一种化的需求和兴趣来解读这种论述的努力对中美两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阐释所可能引发的结果也具有积极意义。作的这种解读对当今世界——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富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因为他在试图解读产生于一种化而被转译到另一种化的修辞学和传播学理论。作指出,在欧洲艺复兴时期,人们相信修辞学和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修辞学能够使人们避免暴力、摆脱兽性,使许多不同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促成一种包容各种矛盾的和谐社会。修辞学使我们变得明。[第一段]     

梁实秋、鲁迅人性阶级性论争溯源

在 2 1世纪 3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就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新文学的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以及有关文学的本质、功用和价值等问题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理论意义。因此 ,梳理总结梁实秋和鲁迅两人不同的人性论旨趣及其理论渊源 ,对于我们今天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去重新评价这场论争的功过得失 ,或者对于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建构和现代批评形态的生成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论争:传播理论的跨文化解读

本演讲探讨了欧洲早期文艺复兴期间(大约1350-1700)为解读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的论述所做出的努力,讨论了欧洲的注释者在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所遇到的困难,关注了当时学者意料之外的某些论争,并力图阐释引起这些论争的原因。作者认为,人们力图阐释关于一种文化的论述并力图从另一种文化的需求和兴趣来解读这种论述的努力对中美两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阐释所可能引发的结果也具有积极意义。作者的这种解读对当今世界——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富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因为他在试图解读产生于一种文化而被转译到另一种文化的修辞学和传播学理论。作者指出,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相信修辞学和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修辞学能够使人们避免暴力、摆脱兽性,使许多不同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促成一种包容各种矛盾的和谐社会。修辞学使我们变得文明。     

元代文人与元杂剧兴盛相互关系论争综述

作为元代“一代之学”光辉代表的元杂剧何以在金元之交迅速崛起并在很短时间内进入繁盛时期，始终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焦点问题之一，在研究较多地注意元代经济，政治和民族政策等外部原因对元杂剧兴盛所产生的影响之同时，逐渐把讨论的重点转移到元代人与元杂剧兴盛的相互关系上来，并在长期的论争过程中形成一些共识，愈来愈明晰地体认到由沉沦市井间的书会才人组成的作家群体及由这些群体和杂剧艺人结成的巩固同盟，才是元杂剧走向兴盛的决定性条件。     

从“筏喻之争”看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失败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与何景明成名后，由于在师古问题上对“古人之法”理解和应用存在着较大分歧，二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因何景明曾借用佛家语以“筏”喻“法”，主张“舍筏登岸”，史称“筏喻之争”。本分析了李何二人共有的囿于字句音声与修辞结构谈论诗“法式”的共同理论缺陷，试图从中手绎“七子派”总体上由复古陷入拟古的端倪。     

论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学派论争

在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霍曼(Karl Homann)的“经济秩序伦理学”、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的“伦理的经济学”、乌尔利希(Peter Ulrich)的“整合性的经济伦理学”。这些基本学派的产生及其理论论争,不仅构成了德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独特景观,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澄清了道德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有利于提高现实经济生活的道德质量;形成了独特的理论风格,丰富了当代世界的经济伦理学。因此,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学,我们应该自觉地借鉴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及其学派论争的成果,积极展开经济伦理学的学派论争。     

1919-1937年民国教育哲学发展进路中的三次学术讨论

1919-1937年是民国教育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杜威访华促使民国教育学者开始重视教育哲学研究,起初主要是模仿和引介西方教育哲学,后来进入自创阶段,无论是引介还是自创,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这一时期围绕许崇清与姜琦之间的关于教育哲学编写体系和研究方法、邱椿发起的关于教育哲学讲授内容与讲授方法,以及吴俊升发起的关于中国教育哲学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的三次学术讨论,系统地探讨了教育哲学领域的一些重要议题,推动了民国教育哲学的快速发展,对当今教育哲学建设也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