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学批评之义理及其特点

苏轼以自己的创作经验为基点,以历史的经验为参照,更以其作为诗歌创作天才所独具之感悟和描述能力,对诗歌创作中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探究,形成了自己的诗学思想体系,从而充实、发展了传统诗歌理论。关于诗之本质,苏轼认为诗是诗人主体在感物的基础上内在精神境界的自由呈现;关于诗的价值功能,苏轼提出了"诗须要有为而作"的命题;苏轼接受皎然、司空图等人的"象外"说、"味外"说,进一步发挥了司空图的"美在咸酸之外"的诗美观;苏轼吸收借鉴道家的"虚静"说和释家的"空"、"静"观,对创作过程中主体"空静"、"物化"、"神授"、"兴会"等一系列心理过程做出了揭示,形成了具有一定系统的艺术直觉理论。     

台湾新诗诗论的一株奇葩--评《台湾新诗十家论》

《台湾新诗十家论》选择了台湾当代最负盛名且最有代表性的十位诗人的诗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评论，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全书视野开阔，规模宏大，立论科学新颖，论述深刻精到。表现出作理论创新的勇气与思想的睿智以及富有鲜明个性的人格魅力。     

从胡舞的流行看盛唐气象的多元性与延续性

盛唐气象不仅是一个诗学范畴，而且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总概括。具体到乐舞领域，亦有着其一脉贯注的精神风貌。文章通过考辨《教坊记》、《乐府杂录》所列健舞、软舞中的胡舞，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盛唐气象的丰厚内涵，即博大兼容的文化精神之展现；以《剑器浑脱舞》的流传为一个侧面来审视盛唐气象的多元性与延续性。     

胡仔及其《苕溪渔隐丛话》论略

《苕溪渔隐丛话》是《诗话总龟》的补编,它有为元祜党人张扬的目的。在体例上,它摈弃了《诗话总龟》分门纂集的形式,创造了以年代人物先后次第纂集的形式。胡仔的诗学观基本上是继承、沿袭了黄庭坚的诗学思想。他强调征实,反对凭空造语,推崇夺胎换骨的作诗方法;他提倡言简意足的表观方式,崇尚变化新奇之美,主张自出胸臆、艺术创新。     

文化诗学视域下儿童主体性的张扬

王泉教授的著作《儿童文学的文化坐标》通过儿童文学与文化诗学的联姻,立足于儿童文学的创作现状,为儿童主体性的形成和发展建立一个审美空间和话语空间。在儿童文学领域,儿童主体性的张扬,从纵向来说,形成于多元文化空间的交替、变更及递进发展的历史空间之中;从横向来说,形成于地域文化＂在场＂和＂不在场＂的矛盾及其多样性和流动性之中。儿童文学的文化坐标,正是形成于此。     

刘勰与钱钟书：文学通论——兼谈钱钟书理论的潜体系

论文比较的对象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钱钟书的《谈艺录》,以及钱氏1946年36岁或以前完成的其它文学论著。文章依据《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从＂原道＂到＂隐秀＂,作刘、钱文论的比较,对二人论比喻和论言外之意着墨较多。二人＂打通＂复＂圆览＂,直探文学的核心。论文通过对若干文论概念（或范畴）的比较,说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古学今学道术未裂,＂大同诗学＂（commonpoetics）可以成立。有论者谓钱氏的《谈艺录》（以及《管锥编》）都属札记式书写,缺乏体系,而有微词。论文指出,钱氏固然有其具备体系的文论篇章,其《谈艺录》（以及《管锥编》）自有其＂潜＂体系或＂钱＂体系;钱学学者就钱著作内容加以分类、整理、建构,当可形成＂显＂体系。     

思辨、反抗、创新：孙绍振1980年代以来的诗学研究

孙绍振在朦胧诗论争中名声大振。三十年过去,他对诗歌产生忧惧,但并没有完全绝缘。置于历史语境中,论文从＂传统＂的多重意义出发,重新审视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起到的正负面作用,肯定他在特殊时期,把人的解放与文学批评的自由结合起来,突显人性,推进新的美学原则确立;在诗歌标准混乱的时候,不迷信理论,对诗歌进行本土化细读;时时保持着逆反思维,反对权威的艺术观念,反对既成的艺术范式,注重原创性——由此形成思辨、反抗、创新,为孙绍振自1980年代来一直彰显的特色。     

清末民初的接受环境与小说"翻译变形"之分析

翻译变形为一种非正常翻译手段,它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在晚清小说翻译中尤为突出。以往翻译研究大多从文本转换层面来对之做出界定,结果将之排除在翻译之外,而遭后世诟病。通过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路径,探究晚清翻译变形背后的文化成因,认为,接受语境和诗学观念造成了变形的外部压力和内部诱因,致使与翻译之正法背道而驰,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又是合理的、可取的,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演进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从壮美与崇高风格互照互识中看中西诗学诠释原则——《诗经》中周族史诗"壮美"与《伊利亚特》经典情节"崇高"比较

文章通过对《诗经·大雅》中五首周史诗与《伊利亚特》经典情节的文本细读,互照互识《诗经》周史诗＂壮美＂与《伊利亚特》＂崇高＂风格的同异,以此为中西诗学体系的基本诠释原则分别是＂言志＂与＂模仿＂提供一个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