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诗学的基本范畴研究

文化诗学理论进入我国文艺理论视野后,为学者们提出了全新的角度和要求。如何才能超越和创新之前的文学理论,思考未来的学术走向和前途成为他们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如何在现阶段发展我国的文化诗学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理论,不仅需综合历史、文化、文学等诸多因素,还需要充分尊重和认识我国的文化主体意识,这样才能形成中国文化诗学批评和实践的新境界。     

玄珠之探：论李长之“感情的型”

作为科学批评范式的＂感情的型＂是李长之文学批评观的一大特色,是李长之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心话语。＂感情的型＂的诗学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一种情感体验模型;二是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三是艺术造型。＂感情的型＂是好文艺的标准,但其理论阐述也有不足之处,必须批判性继承与运用。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陶行知诗学思想简论

＂伟大的人民诗人＂陶行知不仅创作了丰富的诗歌,而且有着鲜明的创作思想。他反对＂害了贫血症的文艺＂,批评只重视形式技巧、忽视思想内容的＂胡适之体＂;提倡＂为大众写＂、＂写大众需要知道的事＂、＂照大众说话的口气写＂的＂大众文＂。他的创作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承继。     

汉魏诗学嬗变中郑玄诗学及其对建安诗学繁荣的影响探析

郑玄诗学在汉代政教诗学理论的总结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创新,成为汉魏诗学嬗变中的重要一环,在宏观和微观多个层面上对建安诗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奠定了建安诗学繁荣的基础。     

中西诗学中的“兴”与“迷狂”

“兴”作为中国传统诗学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概念之一,与西方诗学思想中的“迷狂”有着跨越语言文化的多维契合性。中国诗学中的“兴”经历了从巫乐舞一体的艺术形态到“即物起兴”的诗学观念的演变,诗之“兴”是心与物相互感应的重要媒介,也是外物触发情感而生成诗歌的活泼生命体验。西方诗学中的“迷狂”同样经历了从“通灵而感”到“写神喻意”的意义转折,以酒神精神为内核的“迷狂”是最绝妙而原始的诗,也是西方悲剧文学与诗歌艺术形态的原初象征。超越“中西”之别,“兴”与“迷狂”的深层共鸣再次印证了中西诗学的互通性。     

从缪斯女神到“变形”天才:《奥夫特丁根》中的女性诗学

女性原则是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化计划的重要内容,女性形象及其相关原则的内在张力导致相关研究的分歧性立场。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浪漫小说之一,诺瓦利斯《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中的女性形象集中体现了这种矛盾性：女性被简化为被动的、沉默的缪斯女神,是男性诗人主体的灵感来源且助力于男性诗人的自我成长,同时又具备着天才诗人的变形能力。前者既与诺瓦利斯本人的“索菲经历”相关,又是18世纪对待女性的工具化态度的部分延续;后者则是诺瓦利斯突破传统“天才”定义的结果,在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中为作为“你”的女性主体留下发展空间。向更为普遍的理想世界过渡的过程则可以消解女性作为缪斯女神与作为“变形”天才之间的这种矛盾性,女性如何逐渐参与到爱的诗化世界的建构中因此成为理解《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女性诗学的要点。     

外来传统与本土创造：俄苏文论接受研究——以对《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研究》的辨释为中心

俄苏文论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俄苏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中俄比较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通过具体分析俄中文论关系中的“移植”“误读”“纠偏”“阐发”等四种现象及其主要表现,《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研究》对俄苏文论被中国现代文学吸收和转化的过程和机制展开重点考察,以探寻其中的思想碰撞、交汇的理路,可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与方法。俄中文论关系主要构成在于：1920年代早期对“无产阶级文化派”、1930年代对“拉普”的移植接受及1949年前后中国文论的全盘苏化;对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俄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误读;对俄苏文论的缺失进行纠正并结合中国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加以“本土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