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饮食诗中的“地方”

苏轼的饮食诗,主要指其专门书写饮食的诗作,也兼顾那些提及饮食的诗作。从苏轼饮食诗中不同类型的“地方”入手,进一步探究诗中所写的饮食实践和饮食交往使饮食和地方产生的深层联结,进而充分认识苏轼通过饮食建立地方认同的难度和复杂性。这种从“人地关系”分析宋人诗歌的尝试,有助于揭示苏轼饮食诗中过去相对为人们所忽视的意义,对分析以日常生活为书写对象的部分宋代诗歌,也不无启示。     

“焚书坑儒”是非说

“焚书坑儒”指的是秦始皇在李斯的进言下，诏令民间禁止收藏诸子书籍，并对是古非今的儒生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秦始皇专门颁布了《焚书令》，规定诏令所到30日内，民间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尽行焚毁，不得收藏，违者“黥为城旦”，并发配边塞去修筑长城。此后，秦始皇为了消弭“祸言”、“僭论”，在咸阳一次就活埋了460余人。这便是日后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     

论欣顿的文化翻译对李白山水诗的形象重塑

美国著名的中国古诗词及典籍翻译家欣顿深入中国山水诗的精神内核,从深层生态学视角诠释山水诗的生态智慧,力图展现山水诗的文化内涵与生态文化价值,从而实现其所声称的“文化翻译”。本论文以欣顿的李白译诗为个案研究,从形象学的视角探讨欣顿为李白山水诗建构的生态诗形象及其文本呈现,对山水诗的形象变异进行语境化分析,以剖析欣顿的文化翻译动机。欣顿的文化翻译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形象重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诗运转关：论汤惠休诗歌的诗学意义

刘宋时期诗风大变,被称为“诗运转关”,汤惠休是此期的殿军。他学习吴歌、曹植、楚辞而新变,以“缘情”的文学本质论和“芙蓉出水”的诗学观念,引领诗坛向重视情感、自然平易方向转变。汤惠休完成了诗歌的世俗化历程,是宫体诗的先驱,是齐梁诗歌句式定型的促进者;而作为僧人,他又是释子作艳辞的先驱,是僧俗以诗交友的典范。汤惠休诗韵波及后世,历千载而不衰。     

休闲美学视域下的梅尧臣茶诗

基于休闲美学视域观照茶文化,茶叶体现了审美主体的休闲心境,茶肆是休闲审美空间,茶则因为自身被赋予茶道精神而具有"闲"的品格.梅尧臣通过以茶计时、以茶悟道、以茶会友的茶诗创作,体现出以茶文化为代表的休闲审美意蕴.梅尧臣的茶诗是宋代市民阶层崛起和士人思想觉醒落实于文学创作的表现,而茶在休闲文化中被赋予的品格成为国民休闲文化...     

试为自居易《缚戎人》一辩——兼谈陈寅恪先生对该诗的看法

本对元稹、白居易同题之作《缚戎人》加以辩析，提出一个与陈寅恪先生不同的看法。陈先生认为：“乐天贞元既未尝在西北边陲，自无新所见闻，”因而不能“超越微之之范围而别有增创”。而本却认为：如果“立足以史”，元诗或有所“超越”和“增创”，但诗歌是学艺术，允许虚构，未必都要“亲所见闻”。如果从叙史的艺术性审美性角度综合考虑，则白诗的“超越”与“增创”显而易见。     

中国"新潮诗"的命运与"后现代"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潮诗"运动曾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对新潮诗进行艺术形式及意义内容上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新潮诗"虽然锐劲十足,却缺少传统的支撑,显得"没有意义".尽管理论界从后现代主义为它找理论根据,它还是很不争气地匆匆衰落了.这一现象说明,文学艺术的生长和存在是有其自身的文化土壤和艺术规律的,盲目模仿或故弄玄虚,都不可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试论李白"纵酒""携妓"诗的用事与寄寓

李白诗歌表达上善于用典言事。他广泛的籍征古事、联想类比，表达对历代明君良相，先贤高士的仰慕，对忠贞被谗。奸佞当道的幽愤，自己弃世与济世两难境地的彷徨，以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坚定信念。其思想精神上有一个“谢安情结”。其人生价值取向与出处去就的选择，都刻意效仿历代先贤与谢安等魏晋名士。在其“纵酒”“携妓”诗作中通过用事，与其他乐府诗一样寄寓积极入世，志在“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渴求实现“安社稷”、“救苍生”的抱负，以及功成身退“泛五湖。戏沧洲”的夙愿。从而得出李白的“纵酒”“携妓”诗仍有其社会意义，非议这类诗作的观点属于皮相之谈的结论。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上)

在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于 1 896年前后创作“新学之诗”和 1 899年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之前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为代表的诗歌变革理论及其“别创诗界”的“新派诗”,在一直与京城隔离的环境中独立地发展了二三十年 ,成为诗界革命的最初源头。无论是诗界革命发生的理论准备还是后来的领袖人物 ,嘉应诗人都占了半壁河山 ,可以断言 ,嘉应诗人对“诗界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环境使嘉应诗人走在诗国“变法”的前列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揭示出嘉应和岭南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本文上篇论述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发生的关系。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描述不正确 ,黄遵宪早于梁启超二三十年就提出了后来视为“诗界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 ,并同时开始创作“新派诗”。黄遵宪的诗歌革新理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 ,是其思想文化革新理论的组成部分 ,它表达了诗歌革新和全面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     

《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

《文选》对于梁代作品的选录是文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日本以清水凯夫先生为代表的“新文选学派”以之佐证《文选》的撰者非萧统。清水先生的见解在中国既有附合者，亦有持异议者，笔者不同意清水先生的有关解释，本文即从徐悱作品的选录对清水之说作一驳议，本文认为，从徐悱之作的艺术性，徐悱在梁代诗坛的地位看，《文选》选入徐悱之作是有充分理由的，徐悱之作的人入选不能证《文选》的撰人是刘孝绰而非萧统。